1955年9月，北京已显秋韵。
中南海怀仁堂内，新中国首次授予军衔的仪式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当时掌管军衔评定的要员是罗荣桓，他曾为一个人的评定陷入两难，此人力量唤作“刘子奇”。
刘子奇，1930年便晋升为红军师长，二十余载光阴过去，他依旧担任师长之职。
论资历，他比许多中将军衔的候选人力深厚；讲战功，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辽沈战役等诸多重大战役他都参与其中；但细看他的档案，“任职经历”一栏却满是起起落落。
罗荣桓反复思量，最终将难题上报。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给出了锦囊妙计：“你评定不妥，我也不合适，不如让他自己决定。”
于是罗荣桓便给刘子奇拨通电话，询问他的意见。电话接通后，罗荣桓征询刘子奇的想法，刘子奇一时默然。
那么，刘子奇最终被授予何种军衔呢？
从织工到“火箭师长”
刘子奇，1900年诞生于湖南浏阳一个贫寒农家。
8岁那年，父亲离世，母亲改嫁，年幼的他不得不收拾行囊，进入县城的织布坊谋生。
当时情境十分窘迫，稍有差池，工头便用藤条抽打他的后背，正是在那样严苛的环境中，他反而磨炼出了刚毅的品性。
1926年，叶挺独立团进驻浏阳，刘子奇率工人们出城迎接，从此踏上革命征程。
1927年，老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湖南。
就在那危急关头，27岁的刘子奇决断加入我党，带着四十余位志同道合者返回浏阳故里，组建起革命联防队。
他走村串乡宣传党的方针，队伍迅速从数十人扩充至上千人。
1930年，刚过30岁的刘子奇被任命为浏阳赤卫军队长，并率领部队参与攻打长沙。
当红旗插上长沙城头时，彭老总拍着他的肩膀称赞道：“好你个刘子奇，比老子当年还勇猛！”
也正是长沙一役，刘子奇声名鹊起，他从赤卫队队长直接晋升为师长，成了红军中出名的“火箭干部”。
然而，谁也未曾料到，这场胜利竟会成为他三次降级的导火索。
三次降级
第一次降级，是刘子奇主动请缨的。
1930年攻占长沙后，众人沉浸于胜利的欢愉中，唯有刘子奇找到彭老总说：“老总，我想读书。”
彭老总以为听错：“你这小子打仗这么利害，读什么书？”
刘子奇挠着头道，长沙战役中他因看不懂作战地图，险些贻误战机。“我连地图都看不明，打胜仗全靠运气。哪天运气没了，怎么带领兄弟们？”
彭老总沉吟片刻，最终还是同意了刘子奇的请求。
就这样，刘子奇脱下军装进入红一方面军随营学校。半年后毕业，师长的位置早已有人担当，他只能从团长做起。
老部下替他感到不平，他却毫不在意：“能学本事就行，当什么官并不重要。”
有次陈伯钧在行军途中打趣他：“老刘啊，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你倒好，师长当成了学生了。”
刘子奇听后，自信地拍着挎包里的《孙子兵法》说道：“等小鬼子开着坦克过来，你就知道书里藏着多少机关枪了。”
后来这话果然应验。
1942年面对日军机械化部队，他带着在延安学的步炮协同战术，硬是将太行山坳变成了日军的葬身之地。
第二次降级，起因于一次违规。
1933年前后，刘子奇因不顾军纪开枪打死了一名国民党军官，被降为团长。
也有说法是他擅自处决了俘虏而受处分。
不论原委如何，处分确是实打实的。即便降了级，他干的活儿却还是师长的活，带兵打仗、指挥作战，分毫未减。
就和《亮剑》里的李云龙相似，功劳没少立，处分也未少挨，虽然降了级，但行使的权力仍是最高级别。
第三次降级，发生在长征途中。
1934年10月，刘子奇已是红六军团18师53团团长，奉命在湘江岸边阻击敌军。
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他率战士们在战壕中坚守了三日三夜。
最终，53团以过半伤亡的代价完成了任务。
可就在庆功会上，上级突然宣布：刘子奇降为营长。
原来，有个连长误传了撤退命令，导致一个排被敌军包围。
后来刘子奇将责任全部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