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缘结《当代作家评论》
1984年，我在沈阳求学期间，《当代作家评论》刚刚创刊。这份刊物的起步，思基和陈言二人功不可没。我与他们的交集，源于刘齐。彼时担任中国作协辽宁分会书记处负责人的刘齐，在沈阳组办了一个学术沙龙，我也受邀前往。陈言偶尔也会来凑热闹，一来二去便熟络了。策划栏目内容时，他们常在北陵小区的院子里商讨。我的学校就在隔壁，见面极为方便。约莫到了1986年，刘齐向陈言引荐了林建法，编辑部里便多了一位来自福建的新面孔。也就是从那时起，杂志的基调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转变。
林建法身材高挑，操着一口福州方言。他的夫人是辽宁人，此次随妻迁徙，跨度不小。但他适应东北气候的速度很快，那种“南人北相”的气质，并未给人带来疏离感。初次见面是在陈言家中，正值冬日，具体聊了什么已记不清。那时他忙得脚不沾地，杂志对外联络的事务几乎全由他包揽。编辑部的许振强也是老相识，我们都曾在辽南复县工作过。印象中，林建法极擅策划，国内活跃的文坛作家和批评家，他似乎都如数家珍。陈言曾感慨，林建法来了，自己轻松了一大半。
他对新现象有着近乎本能的追逐欲，文坛若有佳作问世，他便兴奋不已；若是读到心仪之作，便会组织人手深入讨论，这使得刊物始终保持着活跃的态势。他在华东师大度过大学时光，与海派批评家们交情颇深。但他同样敬重京派文人，每次进京总要抽空拜会何西来等人。在上海方面，他与陈思和、王晓明、吴亮等人往来密切。没过多久，刊物原本鲜明的地域色彩逐渐淡化，最终成长为国内极具分量的批评阵地。
如今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思潮，《当代作家评论》是无法绕开的园地。其风格之所以引人侧目，核心在于对启蒙理念的呼应。在那个时期，它与《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并驾齐驱。那是思想解放的浪潮期，杂志上总能刊发不少精彩文章。林建法对旧式批评理念并不感冒，认为格局受限。有几篇在我看来尚算不错的学者文章，竟被他否决。对待朋友的稿件，他也毫不迁就。记得我有一篇稿子，他觉得不行，主要问题在于“不及物”。当时大家都在总结新时期十年的创作得失，我的文字可能过于偏向某类现象，缺乏系统性。现在看来，他的判断是对的。他和陈言都认为我不太适合撰写理论化文字，相比之下，个案分析更为重要。此后多年，我一直铭记着他们善意的批评，这也时刻提醒着我，切勿沉溺于宏大叙事。
到北京工作后，我与林建法的联系反而更加紧密。他和陈言也曾到鲁迅故居小坐。那时我在鲁迅博物馆任职，与文坛接触不多，后来结识的几位北京作家，多是经由他俩介绍。或许是因为我之前写过一些批评类文字，他认为即便我转向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也不能脱离当下语境。通常是他打来电话，提示某某作家的作品值得关注，希望我能点评几句。他催稿很勤，我也陆陆续续写下了不少文字。
所言所行皆艺术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海淀搬至蒲黄榆，离汪曾祺先生家不远。林建法来京时，常去探望汪老，顺道也会来找我闲聊。他与汪曾祺的关系颇为深厚，他编撰的几本书，都请汪老作了序。有一阵子在沈阳开了家书店，开业那天汪老也出席了，大家相聚甚欢。如今翻阅《汪曾祺全集》，能从中捕捉到这些蛛丝马迹。林建法为宣传汪曾祺做了大量工作，沈阳出版社出版过他主编的散文丛书，其中便收录了汪老的集子。两人的交往，至今仍是佳话。
凡是与林建法打交道多的人，都会发现他心思细腻，偏爱做幕后工作。他私下帮许多人做过作品的编校。辽宁一位业余作者的小说集，经他编辑出版后，引起了读者关注。《蒋子龙文集》便是他在宾馆里一页页校对出来的。这套文集举办出版发布会时，蒋子龙第一个感谢的就是林建法。我当时在现场，注意到建法有些羞涩地躲在会场一侧。他还编辑了不少作家研究论文集，推动了众多作家年谱的出版。这类琐事，细数起来不胜枚举。
回想起来，《当代作家评论》日益受到读者重视，大概与他的思路有关。他策划的会议并非全是主流套路，有的带有逆俗意味，或是尝试性的探索。他既看重有影响的大作家研究，也对边缘写作者关怀备至。1995年，他在福建晋江主持许谋清作品座谈会，我与几位朋友同行前往。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南方改革的气象，乡镇企业与民间文化的变迁，颠覆了我许多固有认知。会后我们去了泉州，参观李叔同圆寂的开元寺。次日他又带我前往厦门鼓浪屿，拜访舒婷和陈仲义。那天海风习习，日光温暖，交谈间竟忘了时间。他在闽南土地上，确实拥有不错的人缘。
建法兄是个美食家。有一次在南方某市，他带我四处寻找福州鱼丸，总夸家乡的鱼丸天下第一。他爱吃鱼头，认为最有营养，对各种蔬菜的维生素含量也有研究。北京有家福州风味的小饭馆，是他亲戚开的，我去过多次，他来京时常在此请朋友小聚。在我的朋友圈里，他大概是懂茶之道的人。每次聚会他都自带新茶，将气氛烘托得浓郁醇厚。他还专门定制过一种茶饼，送给刊物的作者。有几次在南方研讨作品，他亲自找人特制了微型紫砂壶，烧上众人的名字。这是一种士大夫气韵，性情中人，一言一行皆可艺术化。
一本杂志能坚持下来，实属不易。最艰难的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经费拮据，需多方筹措，由此他结识了不少企业家。亡友韩忠良告诉我，建法为了“化缘”，有时得陪老总喝酒，遭遇冷遇也是常事。老韩看不下去，便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资帮忙解决了一些困难。记得有一次来京，他请几位作家和某老板聚餐，我当时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那位老板曾是文学青年，见到心仪的作家便生出资助冲动，在杂志上挂了几年广告。
冷中有热能屈能伸
想起这些往事，深感建法是个能屈能伸的汉子，为刊物倾尽所有。坦白说，他并非完人，性格中有冷硬的一面，有时显得不近人情。但在冷漠背后，藏着炽热的情愫。对于文坛的不正之风，他深恶痛绝。对于一些过度自饰的作家文本，他拒绝发表评论文章。
《当代作家评论》也刊发过一些批评性文字，因此得罪过熟人。他的主观性使其与作协产生过摩擦。这种主观性也导致他遗漏了一些作家。比如当某位像出土文物般的老作家走红时，他不以为然，未组织人讨论此现象，反而对尤凤伟这类作家倾注心血，强力推广其新作。这种审美口味并非没有引发争议，但他仍坚持自己的判断。他也是个重情重义之人。陈言晚年生活充实，与他关系密切。两人十分默契，建法让他审稿，排除了不少问题。陈言病重时，建法常去探望，有时一直陪伴左右。他对这位前辈的尊敬与爱戴之情，值得记录。
2002年后，我们的合作增多。比如共同策划了莫言、阎连科的研讨会。这两次会议质量颇高，那时莫言尚未获诺奖，阎连科风头正盛，但建法坚信他们的价值会被更多人认知。这两个会议在鲁迅博物馆召开，象征性地展示了五四传统与当代文学之关系。类似的会议，不知他策划了多少。看准的作家，他一定会设法促成对话，或在杂志上推出批评小辑。印象中，他对王小波、林贤治这类边缘写作者颇为欣赏。但他并不一味说好话，主张批评多元化。谈及贾平凹，他一直认为《废都》写得最好，其他作品亦有遗憾之处；余华的长篇也有败笔之时。他希望批评家进行对话式的批评。而《当代作家评论》的一些文字，确实带有某种对话当下的意味。
近四十年，见过多少面已无法计数。他身体一向硬朗，与我在一起时，总觉得他朝气不减、永无疲态，比我更有力量感。他似乎注重养生，还给我推荐过一位据说会看病的道长，因我忙碌未曾拜见。或许正因过于信奉古法，患病时错失了西医及时治疗的机会。这是他自愿的选择，而在朋友看来，不无遗憾，换个思路也许会有更好的结局。但他竟如此固持己见，静对病魔，最后匆匆离去，实在可惜。总觉得他还有许多事未做完，不少书待编辑，而我们想说的话还没说完。
遥望苍天，往事历历，方知“少日往而老日催”的无常。但我相信，在天国里，林建法依然是那个不知疲倦的行者，所到之处卷起旋风。作为美的寻找者，怎能不快哉乐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