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元
2026年7月25日，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韩国釜山落下帷幕，会议正式宣布“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同时也填补了该名录中关于“瓷器”类别的空白。这一项目完整展现了中国古代对外商贸中丝绸、茶叶与瓷器这三大文化载体的历史脉络。
此次列入名录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以及蛟潭窑柴燃料产区这5个部分组成。整个体系涵盖了15组遗产构成要素和45个具体的遗产点位，全景式地呈现了古代手工制瓷业的分工体系。千年窑火从未熄灭，它不仅见证了文明的交流互鉴，更记录了技艺的继往开来。
悠悠昌江水，瓷中岁月长
英语单词中，“中国”与“瓷器”共用同一个词——China。关于这个词的起源，学界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但在景德镇地区，流传着一个久远的说法：China其实是“昌南”的音译，而昌南正是景德镇的旧称之一，得名于其地处昌江南岸的地理方位。东晋时期，田园诗人陶渊明的曾祖父、时任荆州刺史的陶侃在昌南擒获江东寇乱首领。为纪念其平定叛乱的功绩，昌南被改名为“新平镇”。到了唐武德四年，析置新平县。天宝元年，因当地溪水泛滥，百姓多伐木为桥，新平县更名为“浮梁”。提到浮梁，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名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茶叶作为浮梁的重要特产，侧面印证了此地森林茂密，为瓷窑提供了充足的燃料。
“景德镇”这个名字，始于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当时，浮梁地方奉命烧造御用瓷器，器物底部书写“景德年制”四字。这些瓷器“光致茂美”，迅速流行全国，天下人因此统称其为“景德瓷器”。真宗皇帝遂赐名此地为“景德镇”，沿用至今。事实上，在获得官方定名前，这里已拥有悠久的制瓷传统，凭借昌江水运之便，产品行销四方。
尽管全球多个古文明都烧制过陶器，但唯有中国古代先民成功发明了瓷器。瓷器原料并非普通黏土，而是以铝和硅氧化物为主的“瓷石”或“瓷土”，方能经受住1200℃以上高温而不变形。此外，陶器通常无釉，而瓷器表面覆盖着坚硬光滑的玻璃质釉层。景德镇及周边地区富含绢云母、石英为主体的瓷石矿藏。“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中的长岭瓷石矿遗址，便是规模化生产的实证，其开采历史可追溯至唐代。
《浮梁县志》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景德镇先民在制陶经验基础上，创造出源于陶器又超越陶器的瓷器。至迟在唐代，这里的瓷器已闻名遐迩。清代《景德镇历代窑考》载：“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相传“陶窑”之名源自烧造者陶玉，他将瓷器带入关中进贡朝廷，时人称之为“假玉器”，从此“昌南镇瓷名天下”。当然，本地名瓷不止此一种，《景德镇陶录》还记录了另一种名瓷“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墡腻质薄，佳者莹润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唐武德四年，朝廷曾专门下诏，要求霍仲初制作的“霍器”进贡，足见其质地非凡。
从唐到宋，景德镇特产主要是“青白瓷”。其釉色白中泛青，素雅如玉，质地坚润。因属饶州府管辖，故得名“饶玉”。蒋祈在《陶记》中写道：“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宋代各地瓷窑林立，官、钧、汝、哥、定并称“五大名窑”，景德镇窑虽未入列，但在官方与民间知名度颇高。北宋彭汝砺在《送许屯田》诗中写道：“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因官射利疾，众喜君独不。父老争叹息，此事古未有。”他在自注中提到：“浮梁父老言，自来作知县不买瓷器者一人，君是也。”由此可见，景德镇的“饶玉”作为名贵特产，历来受地方官觊觎，常以“买”为名巧取豪夺。像许屯田这样不与民争利的官员显得尤为难得，因而令当地父老赞叹不已。
山藏高岭土，钴料绘青花
元代以前，景德镇长期采用“一元配方”的传统工艺，即以粉碎的瓷石为主要原料。人们将开采出的瓷石用水碓舂碎、淘洗、蒸干水分，制成形如土砖、便于运输的瓷土块，这种“土砖”在景德镇被称为“白 （dǔn）”。施于瓷器表面的釉料，同样由瓷石加工而成，当地称配釉原材料为“釉果”，其中含有的金属元素有助于釉面显色。
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迎来重大飞跃，从单一的“一元配方”转变为瓷石与高岭土混合的“二元配方”。“高岭土”以其产地高岭命名，英文名Kaolin亦源于此。它是一种细腻纯净的白色黏土，主要成分高岭石是一种含铝硅酸盐，此外还含有蒙脱石、伊利石、石英、长石等。明代《天工开物》记载：“土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粱山（即高岭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这段记载表明，仅用高岭土无法烧制出合格的瓷胎，但将其与瓷石按特定比例混合，却能大幅提升成品质量。原因在于，瓷石的烧成温度约为1200℃，若瓷胎过大，易出现变形风险。引入高岭土后，因其含铝量高，可耐受1300℃高温，显著增强了瓷器的坚固度与洁白度。由此烧制的瓷器享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美誉，也为后续技术突破奠定基础。
赫赫有名的景德镇青花瓷，诞生于元代。顾名思义，其核心特征是淡雅而鲜明的“青花”——即白地蓝花的“釉下彩”。蓝色源自钴料，工匠在瓷胎上绘制图案后，覆盖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虽然青花瓷并非景德镇独有，但其能驰名中外，一大得益于本地出产的洁白无瑕瓷土，为渲染青花提供了最佳底色。让青花格外鲜亮的点睛之笔，来自东西方长期的贸易与文化交流，那便是原产于西亚的钴料“苏麻离青”，它经由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以“苏麻离青”烧制的青花瓷，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西方，成为东方“瓷之国”的闪亮名片。
明代是青花瓷大放异彩的时期，朝廷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专供“官窑”瓷器。明代中期，形成“官搭民烧”的常态化局面，推动了民窑水平的全面提升。成书于万历年间的《窥天外乘》载：“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骔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这一记载显示，明代以“苏麻离青”为主料的时期，与郑和下西洋、开辟海上航线的时期相近。有学者推测，永乐、宣德年间使用的“苏麻离青”，很可能是郑和下西洋后通过海上贸易输入的。“苏麻离青”的特点是锰含量低、铁含量高，烧造后因铁离子析出，自然形成黑色结晶斑，宛如水墨画的晕散效果。低锰含量使得图案蓝色纯正，不带紫、红等杂色。然而，随着郑和下西洋停止，“苏麻离青”输入中断，最终成为绝响。
即便“苏麻离青”断供，青花瓷并未失传。此后，景德镇改用产自江西乐平的“平等青”，又名陂塘青。其特点是铁含量适中，色泽淡雅。此外，也曾使用来自新疆吐鲁番的“回青”，需与产自江西高安的“石子青”按比例混合，以达到最佳显色效果。另有部分青花瓷使用产自浙江的“浙料”，虽颜色较暗，却能呈现出丰富的浓淡层次感。
海外叹奇珍，瓷都久扬名
16世纪初，意大利画家安德烈亚·曼特尼亚在其代表作《三博士来朝》中，描绘了耶稣诞生时三位东方博士朝拜的场景。画中一位博士手持小巧的青花瓷碗，上面绘有精细的东方式花草图案，这是中国青花瓷首次出现在欧洲绘画作品中。
大航海时代开启后，欧洲人最早接触的中国瓷器，主要是景德镇产的青花瓷，这类瓷器有一个专有名称——“克拉克瓷”。这个名字的由来，始于一场不太光彩的海上劫掠。1602年，荷兰人在非洲海岸劫持了葡萄牙商船圣亚哥号；次年，荷兰船队在马来西亚东海岸截获葡萄牙商船圣凯瑟琳娜号。这两艘船上均装载着从中国购入的景德镇青花瓷。货物在荷兰高价拍卖，引发了欧洲对中国瓷器的狂热。“克拉克”一词原为葡萄牙语中的“大帆船”（carrack），因这两次劫持事件，被荷兰人直接用作中国外销瓷器的代称。中国瓷器一度被视为欧洲贵族彰显品位的珍宝，甚至有人坚信青花瓷具有神奇的解毒功效，用它盛装食品饮料，可免于中毒之虞。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景德镇生产了大量“定制款”瓷器。越来越多的“克拉克瓷”远渡重洋，既满足了欧洲人的实用需求，又展现了中国传统工艺之美，潜移默化地催生了“中国风”热潮。庞大的海内外市场使景德镇瓷业规模空前，形成了“千窑升火，万匠制瓷”的繁荣景象。明代王世懋在《二酉委谭》中描述：“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之曰：‘四时雷电镇’。”清代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增加了五彩、粉彩等彩瓷，风格更加多样。同为清代外销品的“广彩瓷”也与景德镇渊源颇深。在清朝廷“一口通商”政策制约下，广州作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以景德镇白胎瓷器为基础，绘制欧洲客户所需的彩色图案并二次烘烧，制成中西风格交融的“广州织金彩瓷”。
中国外销瓷进一步带动了欧洲本土瓷器的模仿与创新，多国纷纷开展制瓷探索。18世纪末，英国斯托克市生产了一款“蓝柳”题材的瓷器。不仅在蓝白配色上模仿青花瓷，其中心图案也融入了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元素，包括垂柳、亭阁、流水、小桥，以及天上的一双飞鸟和桥上的三个人影。商家为了营销，编撰了一则“中国爱情故事”，称画中场景展现的是：在遥远的中国，一位富家千金与贫寒青年相爱，遭女方家庭阻挠，桥上的人影正是私奔的主角及追赶的女方父亲。最终这对情人双双殉情，化作一对比翼双飞的鸽子。这个故事虽鲜为人知于中国，却在欧洲广为流传，并在20世纪30年代被美国迪士尼改编成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