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长鑫科技正式挂牌上市。仅仅五个交易日后，这家存储芯片巨头的市值便突破4万亿元大关，登顶A股。作为持股比例超三成、稳居第一大股东的合肥国资，其账面浮盈一度高达1.2万亿元。随着长鑫科技股价持续走高，“合肥模式”再度成为舆论焦点，多家媒体争相剖析“合肥究竟做对了什么”。
从京东方到蔚来，再到如今的长鑫，过去二十年间，合肥因这三笔关键投资，逐渐被贴上“赌城”或“最牛风投城市”的标签。这些头衔背后，折射出的是政府股权投资、全产业链招商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这一路径被提炼为“合肥模式”，引得众多地方政府争相研究、试图模仿。不过，在追捧“合肥模式”神话的同时，至少有三个核心问题值得重新审视。
首先，合肥国资在长鑫科技上的投资成败，需待三年后股票解禁方可定论，此刻断言胜利为时尚早；其次，“合肥模式”并非万能钥匙——回顾过去二十年，合肥国资曾在光伏及生物项目上遭遇挫折；再者，“合肥模式”难以直接平移至其他城市，盲目跟风极易导致项目陷入僵局，进而造成国资退出难的局面。
**成功尚未落袋：长鑫、蔚来仍需市场验证**
部分媒体将长鑫科技上市解读为“合肥模式”的成功兑现。但资本市场的敲钟声，从来不是产业竞争的终局。
早在2016年，合肥便启动总投资逾1500亿元的长鑫项目，正式闯入由三星、海力士、美光长期垄断的DRAM存储芯片领域。至2019年，长鑫实现DDR4内存芯片量产，被视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重要突破。
然而，存储芯片行业具有技术迭代快、资本密集度高、周期波动剧烈等特点。全球DRAM市场九成以上份额长期被三星、海力士、美光三家巨头把持。长鑫起步于19纳米制程，后续仍需持续投入以攻克更高制程、扩大产能。此次上市募资，仅是下一阶段竞争的起点，而非终点。
据公开资料，合肥国资、大基金二期及早期原始股东持有的首发前老股，需在长鑫科技上市满三年后方能解禁。届时存储芯片行业景气度如何尚不可知，合肥国资能否从中获利，仍是未知数。
蔚来汽车的情况亦然。2020年，面对资金链紧张困境，合肥通过投资支持蔚来中国总部项目，此举后来成为“合肥模式”的经典案例。
伴随新能源汽车市场爆发，蔚来股价曾从2019年的1.19美元飙升至2021年的62.84美元，合肥因此获得可观账面收益。
但五年时光流逝，新能源汽车竞争已步入新阶段。价格战、技术路线博弈及盈利压力持续存在。尽管蔚来曾短暂实现季度盈利，却始终未真正跨过盈利门槛。其最新股价仅为4.84美元，较历史高点跌幅超九成。
政府投资可助企业渡过危机时刻，却无法替代市场完成最终优胜劣汰。无论长鑫还是蔚来，皆身处产业竞争洪流之中。若将一次上市或估值上涨等同于最终胜利，无异于把中场哨音误作终场哨声。
**幸存者偏差：合肥曾折戟光伏、生物产业**
京东方、长鑫、蔚来的成功故事广为流传，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是少数被反复讲述的样本。但在合肥的投资版图中，失败案例同样不少。
熔安动力、熔盛机械曾是合肥重点布局项目，总投资近50亿元。但随着全球航运市场低迷、造船业产能过剩，项目最终陷入困境。
鑫昊等离子项目投资约20亿元，然而随着液晶、OLED技术快速发展，等离子显示逐渐退出主流市场。
合肥国资曾斥资25亿元引进赛维全球最大光伏项目。但当光伏产业进入调整期，2013年合肥赛维负债率飙升至107%，最终被另一家合肥国资以1.2亿元收购。
2013年，合肥与北大未名生物计划联手投资超200亿元建设“半汤生物经济实验区”。后因未名集团陷入资金和债务危机，项目最终停滞。
这些案例因不符合“合肥模式”的成功叙事，鲜少被提及。事实上，政府产业投资本质亦是风险投资，不可能保证每次下注必赢。合肥真正做对的，并非“投什么都能赢”，而是在产业发展进程中精准捕捉关键节点。
京东方、长鑫、蔚来的成功，绝非单纯依靠资金投入：京东方背后，是合肥多年积累的家电产业链；长鑫背后，是电子制造产业的旺盛需求；蔚来背后，则是江淮汽车形成的汽车产业基础。
成功并非因为政府资金拥有魔力，而是资本投入与产业条件形成了有效结合。若只盯着成功项目而忽略失败投资，便易产生“合肥模式可复制”的错觉。
**“刻舟求剑”：下注容易，复制“环境”难**
“合肥模式”走红后，不少城市开始研究其背后的产业投资逻辑，尝试引入“政府基金+产业招商+链式培育”路径。
武汉近年来强化产业基金和资本招商，围绕光电子、集成电路等产业布局，利用国资力量支持硬科技项目。过去十年间，省市区三级国资持续加码存储产业，累计资金支持超300亿元。
西安、郑州等城市也加大了政府引导基金布局。西安市提出设立总规模250亿元的政府引导基金；郑州市则设立50亿元新兴产业母基金，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投资。
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国累计设立的政府投资基金已达1513只，总规模约6.56万亿元。相比2014年底，数量增长了7.7倍，规模飙升15.6倍——就连一些财政并不宽裕的县区，也不甘落后地加入了这场基金竞赛。
这些探索表明，“合肥模式”正成为地方产业升级的重要参考。但问题在于，许多地方仅关注合肥“如何投”“投了什么”。“合肥模式”真正难以复制的，并非成立基金、投资企业等表层动作，而是背后的产业研判力、风险控制力以及整个产业经济大环境。
产业投资并非简单追逐热门赛道。例如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领域，技术路线、市场需求、竞争格局均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地方政府若只看到成功案例中的资本投入，而忽视产业周期和市场规律，极易将产业培育异化为简单的“押注”。
近年来，不少地方在热门领域加码投资，部分项目最终陷入困境，国有资本面临退出压力。仅哪吒汽车一家，三年间亏损达183亿元，央视曝光多地国资投入难以追回。近年数千家芯片相关企业注销，其中不乏号称投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项目，“PPT造车”“骗补光伏”的教训并不鲜见……成功时，人们看到的是产业升级和资本收益；失败后，留下的可能是国资损失，以及无人负责的困境。
参考资料：
郭年顺，“合肥模式”：地方发展主义新类型，《文化纵横》2023年第6期
编辑：北塱
统筹：钱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