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条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冲上热搜：有人持续给陕西文旅部门施压，非要拆了跟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理由荒诞得令人咋舌——“唐朝压根没存在过”。更让人心里发毛的是，不少未成年人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这类内容后，历史认知已经出现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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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把这事定性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案例。这个判断没错，但咱们还得往深里琢磨：到底该凭啥去分辨历史的真假？面对那些层出不穷的“伪史论”，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认知能力来应对？
答案或许就两个字：理性。
搞历史研究，从来不是搞信仰站队，也不是玩立场游戏，它是一门靠证据说话的学问。不管你是想证实一个历史事实，还是想证伪它，都得遵循同一套标准——看证据。
唐朝存不存在，真不是因为《旧唐书》《新唐书》里写了就算数。真正的原因在于，今天我们已经攒下了一个庞大的证据体系：文献记载、墓葬遗址、出土文物、碑刻铭文、敦煌文书，再加上阿拉伯、波斯、日本、新罗等不同文明留下的海量域外记载，这些彼此都能互相印证。虽然任何单一证据都可能有限制，但当多个来源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撑时，可信度自然就水涨船高。
科学哲学早就提醒过我们，人类几乎拿不到绝对意义上的“百分之百证明”。做历史研究也一样。所以，我们真正依赖的不是那种绝对的确定性，而是不断攀升的概率确信（或然率）。一个命题拥有的证据越丰富、越独立、越能相互印证，它成立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是现代科学和历史学共同遵守的一条基本原则。
在认识论领域，还有个著名的方法论原则叫奥卡姆剃刀。当两种解释都能说通现象时，我们应该优先选择假设更少、能解释更多证据的那个方案，而不是为了圆各种矛盾，不断增加新的假设。
打个比方，要是你想否认唐朝存在，你就得假定几千卷史籍是被系统性地伪造的，全国大量的遗址、墓葬、碑刻都是后人捣鼓出来的，甚至连日本、阿拉伯、波斯等不同文明的历史记录也都参与到了这场跨越千年的骗局里。这种解释所需要成立的假设，数量远远超过承认唐朝真实存在所需要的假设。显然，前者在解释力和可信度上都远不如后者。
事实上，近年来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的一些“伪史论”，靶子可不只在中国历史上。几年前，网上曾广泛流传什么“古希腊不存在”“亚里士多德不存在”“西方文明全是近代伪造”的说法。如今，矛头又指向了唐朝。
乍一看，这两类观点立场截然相反：一种似乎在否定西方文明，另一种似乎在否定中国历史。可要是深入分析，它们其实遵循的是同一种思维方式——非理性。
它们的共同点，不是说有一分证据才说一分话，而是先预设好结论，再到处挑碎片化的材料来凑数支持自己的结论。凡是不符合自己结论的证据，一律被解释成造假、阴谋或者集体欺骗。这样形成的是一种无法证伪的封闭叙事，而不是鼓励开放讨论的学术研究。
这种思维方式最大的危险在于，它不会死守某一种立场，而是会不断游移。今天，它可以用来否定古希腊；明天，它同样可以用来否定唐朝；后天，它甚至可以否定任何历史事件、任何科学发现、任何公共事实。
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质疑权威，这本身算是文明的一种进步。历史学也从来不是不能怀疑的学科，新的考古发现、新的文献材料，确实可能修正我们既有的认识。但是，独立思考和勇于质疑不等于胡乱猜测，而是要能够依据证据不断修正自己的判断。正如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所说，“只服膺于一个更好的论证”。
所以，我们反对“伪史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真正要反对的，不是某一种具体观点（无论是否认唐朝还是否认古希腊），而是其背后那种脱离证据、无法证伪、用情绪代替推理的认知方式。
当下，部分平台的算法正不断放大极端观点、情绪表达和猎奇叙事。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培养一种基本的公共理性。只有当理性成为公共生活的基础，历史虚无主义才会真正失去生长的土壤。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