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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没有琢磨过，大唐朝廷明明清楚藩镇割据是心腹大患，为何就是除不掉？历代皇帝削藩屡战屡败，最后反而被这些地头蛇拖垮。要解开这个死结，咱们得把时间轴拉回唐朝走向衰亡的全过程，看看这场长达两百年的博弈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成悲剧的。
唐朝算是中国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它踩着隋朝的废墟站起来，带来了一段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军力强盛的日子。
可是，王朝刚过半，局面就急转直下——安史之乱爆发，整个中国陷入灾难。不少历史学家觉得，这场动乱拉开了唐王朝漫长衰退的序幕，直到最终灭亡。
但很少有人深究，这王朝到底为啥、又是怎么没的。安史之乱发生在755年。
叛乱的主因，是朝堂上的党争倾轧，还有皇帝把太多权力交给了少数人。安禄山本是皇帝最宠信的官员之一，却被政敌一点点挤兑出去。
与其等着被夺权甚至掉脑袋，他干脆赌一把，想拿下整个帝国。这场打了八年的战乱，让唐朝三千五百万人口中有七成下落不明。
造成这一巨大差异的部分原因，在于人口统计方式的变化；就算按保守估计，死伤人数也有一千三百万左右，占了帝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这场浩劫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皇帝给安禄山的节度使权力太大。
那么，继位的皇帝怎么平息这场叛乱呢？答案是——给他们更多权力。这正是唐朝走向覆灭的第一块基石。
为了尽快结束战乱，皇帝和安禄山的残余势力议和，允许他们在名义上归顺朝廷的同时，实际掌控原有的领地。这意味着他们对辖区内的经济、军队及继承人拥有完全的支配权，事实上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
只要他们充当"藩镇"，为帝国抵御外敌入侵，便可为所欲为。这些北方藩镇一直保持自治，直到唐朝灭亡。
其他地区的节度使虽然自由度较低，但势力也在逐步坐大。约半个世纪后，唐宪宗试图削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他所采取的手段却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他重用宦官作为制衡力量，此举最终反噬其身。
史家普遍认为，唐宪宗于820年的驾崩正是宦官所为。此后，几乎所有继任的皇帝都由宦官所立。这便成为唐朝覆灭的第二个原因。
皇帝的选立标准，不再是才能，而是是否顺从宦官的意愿。至此，唐朝皇帝在内朝与外廷都已丧失了实际的控制权。
真正令朝廷彻底崩塌的关键事件，是黄巢起义，但发起这场起义的并非黄巢本人。874年，私盐贩子王仙芝率先揭竿而起，他确实有一些正当的怨愤。
帝国东部地区遭遇了旱涝交加的天灾，官僚体系不但未能纾解民困，反而为筹措他处的军费而加征赋税。新即位的唐僖宗虽然颁下诏书为灾民减税，但地方官员并未认真执行。
饥荒与贪腐夹迫之下，农民终于揭竿而起，王仙芝顺势成为其领袖。起义军在今山东一带初战告捷，队伍不断壮大。875年，黄巢加入了起义军。
与王仙芝一样，黄巢也是一名私盐贩子，此外还是一名屡试不第、性情狠戾的落第举子。到877年，义军已强大到迫使朝廷不得不与之谈判。
官员成功说服皇帝赦免王仙芝，并许诺若其归降便授予官职。这在中国古代其实颇为常见——朝廷往往不彻底剿灭叛军，而是招安并将其编入官军。
显然，这种情况在帝国衰弱之时更为普遍，此后数十年间此类谈判将屡见不鲜。王仙芝原本已准备接受招安，事情本可就此了结，但因未获授官的黄巢大发雷霆，指责其领袖背叛义军事业。
随即双方发生冲突，谈判破裂。此后，义军一分为二，黄巢率部南下攻掠各地，逼迫地方官员向朝廷斡旋以求授官。
显然，这场起义早已不再关乎正义。878年，王仙芝在华中战死。
据部分阿拉伯史料记载，黄巢在南征途中曾在广州制造屠杀，遇害的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袄教徒及当地居民多达数十万人，但史家怀疑该数字被严重夸大。无论如何，外国人在华的活动因这场动乱而大为减少。
其他节度使非但没有出兵勘乱，反而借机扩张势力。他们互不援手，唯恐一旦出兵征讨叛军，自己的地盘便会被邻近节度使趁虚而入。
朝廷的无能也使其无力为地方军阀提供足够的支持，节度使们自然缺乏为帝国出生入死的动机。值得注意的是，880年安南地区发生兵变，士兵驱逐了当地节度使，权力转交给以唐朝名义治理地方的本土豪族。
905年，越南曲氏家族出任该地区节度使，安南事实上走向独立，此为后话。由于缺乏协同讨伐，黄巢终于攻克帝国都城长安，并于881年自立为"齐"朝皇帝。
但由于唐僖宗成功出逃，其称帝之举无人理会，反而将自己置于众矢之的。882年，两位重要人物在讨伐黄巢的战事中崭露头角——李克用与朱温。
李克用为突厥沙陀族出身的军事将领，早年曾反叛唐朝，后被赦免并授予官职。朱温原为黄巢部将，因见义军败局已定，遂刺杀其军中监军，倒戈归唐。
此二人日后将分别开创五代十国时期最重要的几个王朝。当884年各路将领终于击败黄巢、迫其自尽之时，日后大乱的种子便已埋下。
朱温本性阴狠，胜利后旋即企图暗杀李克用，虽未得手，却由此结下二人一生的血仇。黄巢虽亡，起义并未终结，另有叛军接续其旗号。
朱温因功获赐公主，成为帝国驸马，此后继续讨伐叛军、征战其他节度使和地方军阀。当时的情势与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三国鼎立形成前颇为相似。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朱温在这场角逐中占尽先机。与此同时，长期向唐朝派遣使节的日本，因见邻邦已陷入一片混乱，遂决定停派遣唐使。
唐昭宗不甘沦为傀儡，而心存猜忌的朱温索性弑君，另立年幼的唐哀帝，时为904年。然而此时的朱温已厌倦于这场政治表演。
907年，他直接逼迫年幼的皇帝禅位于己，建立后梁。这一举动正式拉开了五代十国的序幕，众多地方势力也随之效仿，纷纷自立为王为帝。
回望这段漫长的衰亡史，人们往往把责任推到唐玄宗李隆基身上，怪他放纵边将、酿成大祸。不过藩镇之所以难以根除，绝非某位皇帝一时糊涂所致，其背后藏着一股巨大的历史洪流。
府兵制的崩塌，源于土地兼并的必然结局；募兵制之下兵源本地化，是朝廷囊中羞涩的无奈选择；李林甫为保相位而力荐胡人节度使，则切断了藩镇与中央之间最后一根纽带。
而真正让藩镇成为不治之症的，是那批被门阀士族挡在朝堂之外的庶族书生——他们满腹经纶却报国无门，只能纷纷投奔藩镇，将其作为对抗五姓七望旧贵族集团的政治据点。严庄、高尚、张通儒、李史鱼这些安禄山麾下的核心谋士，无一不是这类人物。
于是藩镇不再只是军阀割据，而是一场深层的阶级博弈。朝廷代表着百余个豪门家族的既得利益，藩镇则庇护着无数被压在底层的知识分子。
这种撕裂无法调和，也无法用军事手段解决——剿灭一个节度使，庶族士人便会拥立下一个。这一格局持续了两百年，直到北宋建立、科举制度彻底改革，庶族才得以真正与豪门平起平坐，藩镇的历史使命也就此终结。
如此看来，藩镇毁掉了一个由门阀垄断的腐朽帝国，却为一个更公平的时代凿开了通路。当一个社会的上升通道被少数人牢牢把持，历史往往会从内部长出一只拳头，砸穿那堵看似坚不可摧的高墙。
这是本期《亚洲那些事儿》，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