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期间，一场名为“我们的神话与梦境——《不虚此生》中的电影潜流”的新书发布会悄然拉开帷幕。长篇小说《不虚此生》的作者郑锦杭，携手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料评委及知名文学影视研究学者李掖平，就这部作品的文学与电影化特质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
活动现场图。主办方供图
李掖平认为，《不虚此生》最显著的艺术突破，在于将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转化为文学层面的复调叙事，构建出非线性的结构。文字本身自带一种“帧级”的视觉质感，实现了从文字到影像画面的跨媒介探索。全书借用苏东坡的词句来划分篇章，让古典文人的精神内核与现代叙事技巧相互交融。镜头式的场景切换、留白式的叙述以及时空的跳跃贯穿始终。阅读这本书，仿佛是在观看一部充满诗意的长片。书中韩晚成一次次前往某座城市只为看一部电影的情节，正是以影像美学确立了人物纯粹的理想主义底色，真正做到了文影无界，从字里行间延伸至银幕画面。
在李掖平眼中，这部作品具有三重意义：作为女性精神的书写，它塑造了林大方这个挣脱束缚、不断奔赴远方的形象，拒绝给女性贴上刻板标签，记录了一代知识女性的精神突围；作为教育的启示录，它直面基础教育的现实困境，提出“教育的尽头是人心”这一核心哲思；作为生命的赞美诗，它展现了克制、宽恕与超越等多元的爱意，通过爱来完成对人性的救赎。
李掖平特别解析了小说中围绕“你疯狂吗”展开的那一系列追问。她指出，林大方通过对母亲王如玉、陶志柔、孔熙言、李若水乃至自我的质问，揭示了人性深处那股不安分、不妥协的执着力量。这种“疯狂”，体现为对爱与生命那种一往无前的炽热。李掖平由此联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认为这段内容是全书的“文眼”，是对新时代背景下鲁迅“狂人”主题的个性化延续与发扬，赋予作品中的人物与文本以追求理想、热爱生命的正向价值。对此，郑锦杭回应道，“疯狂”如同生命的燃料，若不燃烧，双眼便如失明般看不见生命的火焰。每个人内心都住着一个疯狂的自己，那是生命之火的源泉，值得为之付出代价。
郑锦杭坦言，作家最可怕的不是拥有风格，而是没有风格。“像写诗一样写书，像拍电影一样写作”，这是她本能的创作选择。她追求极致而非面面俱到，宁愿选择留白或浓墨重彩，也不愿流于平庸。郑锦杭表示，自己的创作深受塔可夫斯基和杜拉斯文学影像美学的启发，果断地用克制凝练的文字承载厚重情绪，依靠留白、意象和碎片化的时空来营造梦境般的叙事氛围。她揭示书中“神话是公众的梦，梦境是私人神话”是全书的精神主线：“神话”用于解释人类无法解答的生命谜题，如起源、诞生、灾害与命运；“梦境”则连接潜意识与现实，二者皆具世界性，共同完成对“不虚此生”的终极诠释。
以下内容节选自《不虚此生》，为作者为该书所作的创作谈，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不虚此生》
作者：郑锦杭
版本：作家出版社 2026年6月 诗与书
塔可夫斯基的每一部电影看起来都不轻松，似乎并不打算让观众轻易看懂，但每一部都会让人铭记。坐在栅栏上等待久去不归丈夫的女人。端着蜡烛缓慢而艰难地一遍遍走过干涸水池的男人。雨帘与马匹。焚烧的房子。漂游的水草。一言不发的庄重小女孩。颤抖的水杯。即使在白天也能看到星星的水井。散落在沙滩上的苹果……这些画面会持久地萦绕在心头，永远无法冷却，甚至持续升温。即使多次观看他的电影，依然感觉像第一次看，永远看不透。它会让你疲惫不堪，却又让其他所有导演的电影黯然失色。看过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后，你会不可救药地觉得其他导演的作品太过具体、实际和琐碎，即使是安哲罗普洛斯或安东尼奥尼，也无法达到塔可夫斯基的深邃与崇高。
杜拉斯在撰写《情人》时已七十岁。相比她以往的所有作品，《情人》写得无所畏惧、坚定，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它用最少的语言，写出了最剧烈的激情，既盲目又完整，既兴奋又痛苦，既沧桑又童真。这部暮年之作让她之前的所有书籍都相形见绌。她之前写的每一本书，仿佛都是为了有一天能写出这本最简省、最纤薄却最尖锐、最勇猛的书。她似乎就是要用一本《情人》摧毁过去所有的作品。书中的河流、轮渡、无季节之分的炎热地带、磨损的旧衣衫、暧昧不明的帽子、自作自受的女人、无胡髭的软弱男人、疯狂的母亲，每一个最简省的文字都带有言下之意，永远悬而未决，催人泪下。
塔可夫斯基是用电影写诗，杜拉斯的《情人》是用书写诗。它们都建立在令人发指的省略、丰饶的沉默与狂野的寂静之上。它们像梦境一样，怎么解释似乎都不准确，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强度。只要看过，就难以忘却，还想要一遍遍重温。它们也像生命的倒影，似乎在随波荡漾、摇曳、浮动，永远模糊不清，随时可能破碎，始终近在眼前却又难以捕捉。它们还像是生命的晶体，凝结与包含的痛楚与缺憾层次丰富，有着难以言说的玄谜。只有电影的镜头和默不作声的文字才能巧妙掩藏这些秘密，不易破译，耐人寻味。它们凝练、深沉、广袤，一字千钧，臻于永恒，唯有诗能形容。
如果我只拍一部电影，我希望它是像诗一样的电影。如果我的有生之年只能写一本书，我希望它是像诗一样的书。我更希望能像写诗一样写书。我希望能完成一本让人无法完全解释却也许难以忘怀的书。在写作《不虚此生》时，我一直遵从这些要求。文无定法，诗无达诂。《不虚此生》不准备步人后尘，不求完美无缺，或许还有明显缺陷，但它没有怯懦，没有犹疑，绝不优柔寡断，深思熟虑且有自知之明。它具有只属于它的节奏与呼吸，肌理与骨骼，细胞与血液，以及像燃烧的冰山一样的情绪与情感。它不是一本书，它是一首诗。
爱与救赎
一个已婚男人爱上了一个已婚女人。他们初次体验到爱情的浓烈。彼此等待、相见、诉说、肌肤相亲，难分难舍。他们违背道德，触犯禁忌，对家庭实施欺骗与隐瞒，终于不堪重负，导致彼此指责、争执，口不择言，各自怀着悲愤与冤屈。他们开始失望直至绝望，最终分开，失去联系。男人并未遗忘女人，每年在她生日时寄出一份礼物；女人也未遗忘男人，每年收到礼物的瞬间都会流泪。但他们并无更多眷恋，也不希冀恢复联系。多年后重新联系，彼此致歉、原谅，偶然见面。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变老了，不再执着于肌肤亲近，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理解、力所能及地帮助，心平气和。
一个丈夫对妻子从未满意。妻子的体态、发型、衣着、走路姿势、说话声音、笑容模样，对金钱的计较、精明的眼神、庸俗的嗜好，每天烧得太多的菜，缺少分寸，都让他嫌恶。他不管到哪里都不带妻子，仿佛没有妻子一般。他想离婚，却屈服于妻子的宁死不屈。他没有离成婚，他和妻子毫无相似之处，无言以对，但他们就是无法分离。他开始衰老，开始体谅并感激妻子的照顾。他第一次带妻子去听音乐会，妻子听不懂，他还是说下次再带她去。他似乎重新爱上了妻子，努力培养感情，在妻子衰老的面容中重新看到了初恋时的娇俏与伶俐，两人越来越融洽，白头偕老。
父亲的厚此薄彼让孩子寒心。孩子长年与父亲疏远，抗拒与兄弟姐妹见面，即使过年也不愿回故土团聚，仿佛没有亲人。孩子的孩子也成年了，孩子的头发一年间迅速变白，经历了年岁老去的降临。经过反复挣扎与踌躇，孩子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看到不再伟岸、不再矫健，像干枯树枝般渐渐佝偻的父亲，以及父亲与日俱增的孤单。孩子与父亲陌生、客气，仿佛孩子不是孩子，父亲不是父亲。孩子想起少时父亲的养育，以及父亲与病逝的母亲为了养家糊口饱经风霜、忍受过的屈辱。“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孩子泪眼蒙眬。即使父亲无法改变厚此薄彼，即使兄弟姐妹也很难改变自私，孩子还是原谅了父亲和兄弟姐妹。孩子开始频繁给父亲打电话，尽力给钱，一次次回去看望，陪父亲说话，期盼减缓父亲的寂寥，寸草春晖。
爱不是静止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爱会发生、发展、突变，又会辗转、迂回、追根溯源。爱不能目光短浅、坐井观天。爱要数往知来、高屋建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要说有罪，人人有罪。爱能遮掩许多罪。《不虚此生》写了多种不同的爱：两情相悦的爱，克制的爱，未说出口的爱，被祝福的爱，被净化的爱，被埋藏的爱，情深意长的爱，相濡以沫的爱，错误的爱，不是爱的爱，宽恕的爱，消失的爱，不会消失的爱，骨肉相连的爱，源远流长的爱，永恒的爱，辽阔的爱，超越的爱……它们包含了人的有限、欠缺与脆弱，遮掩了许多罪，让人得到救赎。人类如果没有爱会很可怜。人类如果只想得到爱也会陷于混乱。人类只有得到救赎，才能切实相爱，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不虚此生》不只写了爱，更重要的是写了：救赎。
母亲与故乡
我的文学种子是我母亲埋下的。上小学时，母亲就开始经营一家生产爆竹的工厂，工厂有一个仓库，用来囤放从废品收购站买来的、用拖拉机整车拉回的废书。书成了废书也是书，仓库就像我童年的书库，少了又会多起来，永远丰足，取之不尽。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就是趴在窗户被封死、昏暗无灯的仓库书堆上，贪婪地找书。谁都以为废书就是废纸，用铡刀裁开，在炮车上拉成炮筒，点燃粉碎后，废纸更彻底地成了废纸。母亲也没想到，她含辛茹苦借以维持生计、养育三个孩子的废纸，给我埋下了文学的种子。
二十三年前的春天，母亲迅速消瘦，做过一次手术的癌细胞迅速扩散，虚弱、疼痛，即使打杜冷丁仍痛。母亲想念我，盼望我回去看她，叮嘱央请来照顾她的老婶婶做我最爱吃的肉麦饼。我说好要回去，又没回去，准备过一周再去。母亲没等到我回去就昏迷了。我在苍茫的夜晚坐着慢火车赶回去，赶到医院时，母亲已不能对我说话。母亲没再说过一句话。母亲死了。死亡就像一条江流，坚决不舍昼夜地流淌，翻越岁月的山岭、沟壑、深渊，在岁月中奔腾、迸击、咆哮，即使在最平静时，你只要想起它，就会无助地流泪。它永不干涸，无边无际，无色无形，造成的伤痛像痼疾，永远不能痊愈，带走了我的母亲。我在河岸上心如刀绞地呼喊，悲恸哭泣，失魂落魄地追赶，母亲都没能再对我说一句话。
母亲没看到故乡的变化。泥泞柔软的机耕路变成了平坦坚硬的水泥路。曾经零星分布在山脚下的爆竹厂厂房无影无踪。田野荒芜，没人再种小麦、水稻，像树林一样的甘蔗也没人种，没人采棉花、割草籽、耕田、犁地。没有炊烟，没有牛羊，连鸡也很少见。晒谷场变成了停车场。没人住泥土房子，造起了很多楼房，楼房崭新，但居住的人越来越少。如果我回到故乡，偶然遇到与母亲年纪相近、曾熟识的女人，看见她们虽然老去，但依然有悲有喜，依然能絮絮叨叨说话，依然能有份额亲觐日光之下所行的大小事宜，我就会嫉妒她们。我也羡慕所有能看着母亲老去的人。我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不敢回到故乡，对故乡心灰意冷，不是因为故乡不像故乡，而是因为不像故乡的故乡已经没有我的母亲。
我即使无数次回到故乡，无数次走过杂草横生的野径，无数次站在苍凉的山坡上，无数次站在母亲坟前，都于事无补，不能再让母亲对我说一句话。我只能用文字寄托对母亲的思念，除了文学，我再没更好的方式思念她。母亲也不会想到，她给我的文学种子，不但没被岁月杀死，反而顽强发芽、抽长。《不虚此生》让我对母亲进行了一场迄今为止最深刻的思念，让我对故乡进行了一场漫长的寻找与确认，让我对生命源头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回溯。它不是哀歌，它是礼赞。它原来只是埋在岁月页岩中的微小种子，但它撕开了时间的坚壁，生长出芽叶、枝丫，开放出花瓣。
轻与重
杜拉斯说，再没有人会像作家那么孤独了，没有比写作更可怕的工作，永无休止，十分凄惨，但她还是一直渴望写，比做任何事都渴望，不可救药。即便如此，杜拉斯写的书并没有避免她自己厌烦的太满、太白、含义过量，没做到她希望的提供读者最少看得到但最多需要去了解、聆听的东西。但在写了不知道如何能不写的几十本书后，她还是写出了轻盈的《情人》。圣-埃克苏佩里经历过战火、坠机，很多次接近死亡，也经历过在沙漠上被干渴扼住喉咙、不知人类在哪里的孤独，以及反复无常让他着迷又痛楚的女人的折磨。他也写过繁冗的书。但在最后一次起飞然后永远消失之前，他也写出了轻盈的《小王子》。杜拉斯和圣-埃克苏佩里都写过过于滞重的书，但也都写出了轻盈的书。去年秋天，写完《不虚此生》原稿时，我也自视完成了一本尚且轻盈的书。
作家出版社向萍老师对我说，《不虚此生》思想内核坚实，语言有独特冲击力，但诗体小说为数不多，不好写，对写作和阅读挑战都大，还有待更凝练、精确、严密。《江南》杂志李慧萍老师对我说，《不虚此生》叙事基调及构建的精神图谱触动人心，语言有独特质地，但结构较单薄，情节张力欠缺，人物复杂性与立体性未充分展现，要有所扩张、平衡、打破。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老师对我说，当下文学最大问题是文字，有的文字看似深刻其实很薄，作家要有内心深处的文化本能与历史本能，女性作家尤其近于杜鹃啼血，更伟大的作家在于敢不敢把自己血淋淋地解剖出来贡献给这个世界。在完成《不虚此生》原稿过程中，我在时间和体能上已达到毫不轻松的限度，若要修改，将面临更艰巨考验，但三位老师的诚挚意见，迫使我更严肃看待自己的写作及作品，我决定开始修改书稿。
我看过很多遍林语堂先生著的《苏东坡传》。认真练习过苏东坡的《寒食帖》和《赤壁赋》。常像查字典一样查看《苏轼词集》。苏东坡书法不重法度，结体倾斜，左低右高，点画信手，不烦推求，但如绵裹铁，温润遒劲。苏东坡许多词不谐音律，不合上景下情陈规，但气势完足，变幻莫测，戛戛独造。苏东坡一生穷达多变，辛苦备尝，但始终不忮不求，淳朴自然，能庄重，能轻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在开始修改书稿后，在时间最为紧迫严酷时，我还是到杭州蝴蝶剧院看了张亚洲老师主演的《苏东坡》，又到上海大剧院看了茅威涛老师主演的《苏东坡》。“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我最需要坚定信念时，苏东坡依旧给了我重要的精神补足。我对书稿目录进行了调整，除保留原有后记外，补充了楔子和尾声，选取苏东坡五句词句作为五个篇章标题，丰厚了全书精神向度。
经过修改，《不虚此生》进一步建立了清晰的非线性复调结构，每个角色都得到丰满，承载不同使命，全书精神根基与哲学关怀基本实现中西体用之分的相济与超越。重新定稿的《不虚此生》更确切地写了时间的丧失与回环，人生逆旅的孤独与刚猛，理想主义的部分胜利与部分失败，个人境界的净化与升华，灵魂的飘摇与安放，信仰的追寻与指引，良知的叩问与鉴察，人性的温柔与宽宏，人类命运的生生不息，宇宙苍穹的庄严与雍容。“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它更多地有所承担，有所自许。它不消极，不虚无。它比原稿多了不少重量，但也没过度减损原有轻盈。它有轻，有重。
深与浅
在开始修改书稿后，我对全书所有人物重新总览，对其内心与情感世界予以更深切体认，对林大方、韩晚成、李若水、王如玉等主要人物进行深度校准，对孔希言、陶至柔、秦千里、沈江海、韩湛、李昭、沈锐等原稿中只有称谓甚或没有称谓的人物，进行更贴切把握，并补充了潘易知、欧阳惑、钱老师等人物。我对全书涉及的教育主题也进行了更深入勘测，对于教育本质、它对文明与进步的影响，以及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成就与其面临的新历史条件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作出深刻思考，以期不失准绳，不致褊狭。我每天推进写作的强度与密度都在接近极限，不能他顾，对基本食物摄取也失去敏感，似乎连情绪也被消除。其间，我接到李慧萍老师电话，李老师通知我，经过严格的一二审与终审，《江南》杂志定于3月刊发《不虚此生》原稿。我对李老师通知几乎木讷。李老师问我：“你怎么不激动？你怎么那么平静？”我过于疲倦，似乎也失去了激动的能力。李老师布置我写一篇同期配发的创作谈，我试图对我的文学美学、文学观以及文学源流作出表达，但我深陷修改书稿的高度凝聚之中，似乎已无多余脑力与脑空间，仅八百字左右文章，写得断断续续，怎么也深入不了，流于浅表，多有遗憾。
在完成书稿总体修改后，得以与《江南》杂志哲贵主编初次见面。哲贵主编告诉我，《不虚此生》原稿写得很松弛，但情感饱满，完成度高，令他惊喜。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仅就为作品所打动，继而确定刊发。哲贵主编也提醒我在文学追求上需更有勇气，并对自身文学生涯规划作出思考。我尚在持续修改书稿后的失重与涣散中，对于哲贵主编肯定与勉励，几乎也是迟滞的，未能更诚恳致谢，言辞缺乏灵敏，更不系统，失于散乱。在读过哲贵主编《微不足道的一切》后，更多认识他的和淡、对人的包涵以及对文学的把持，对于自己的不能更从容，多有惭愧。
我再度对书稿局部细节进行补阙，对部分容易冗余字词进行核准，直至与向萍老师共同确认最终定稿。向老师对《不虚此生》原稿进行过慎重审读，逐字逐句批注，另外用不同颜色对褒赏之处、有待商榷之处、存疑之处分别标注，全程跟进书稿修改，对修改稿依旧作一丝不苟审读及详尽批注。我与向老师每次交流都要通很长时间电话，有时夜晚近十二点还在交换意见。我与向老师对社会与人心、个体抉择与格局、时与势、文学生命与意义都有很多共同看法，对待作品也有同样认真与郑重，若有分歧，都能真诚充分探讨，彼此磨合与激发，最大限度达成对作品理解与共识，实现对作品熔冶与淬炼。如果说，《江南》杂志已刊发的原稿，就像一个人青春时期，轻快、韶秀，作家出版社要出版的修改稿，则像一个人熟年时期，沉稳、坦荡，其中的蜕变，就像一个人成长，虽有曲折澜翻，终至清雄洒落，实属不易，但也自然而然，多有欣慰。
达观率情的程士庆老师对《不虚此生》不吝热忱推动，先后把它推荐给素养深湛的李慧萍老师以及德高望重的王旭烽老师，并得到哲贵主编首肯。王旭烽老师的玉壶冰心，以及“吾生须臾，长江无穷”的气概，予我深刻感染。可亲可敬的宋老师着意为《不虚此生》推介足以放心的编辑，把它托付给高度负责的向萍老师。《不虚此生》得到诸多师友扶持与砥砺，他们的善良、无私与仁爱，共同鞭策我由浅及深，不断正视当代文明总体状况、时代趋向以及每个人对历史进程的参与，成熟思想，稳健态度，并对作品作出自觉评估。我只要在写作，就必须不断深入心灵深处，倾听它深邃的声音，寻求对于信、望、爱的理解，我以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