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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前中韩历史有别 古城相关说法经不住推敲 文化视角下的认知要讲实据

来源:今日报道 分类:历史
汉朝前中韩历史有别 古城相关说法经不住推敲 文化视角下的认知要讲实据

各位好,这里是《亚洲那些事儿》。今天咱们接着聊亚洲的旧事。

一句“汉朝前中国归韩国统治”,这究竟是严谨的学术考证,还是荒诞的碰瓷行为?当那些所谓的“证据”被摊开在阳光下时,为何连日本网友都坐不住,纷纷下场反驳?要理清这场闹剧到底有多离谱,咱们得先把时间拨回真实的东亚历史现场,看看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剪不断理还乱的宗藩渊源。

公元1368年,吴王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同年攻克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将蒙古势力逐出中原,大明帝国正式诞生。大明的建立,让东亚大陆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剧烈震荡。

对于高丽王国来说,局势变得颇为棘手。不久前他们才臣服于蒙古人,如今新秩序确立,他们必须迅速厘清与明朝的关系:是继续待在蒙古阵营,还是加入新生的明帝国?蒙古曾极力想把朝鲜半岛纳入大元帝国的行省体系,意图对整个半岛实施直接控制。

虽然元朝朝廷给予高丽相当大的自治权,但吞并半岛的野心昭然若揭。可以说,随着大明帝国的成立,蒙古的行省化计划彻底告吹。

对高丽而言,只要明朝没有彻底控制半岛的打算,他们就不会重新回到蒙古怀里。朱元璋看透了这一政治格局,因此在1373年颁布《皇明祖训》,详细规定了后世皇帝必须遵守的准则。

朱元璋在序言中严厉告诫子孙,必须听从他的教诲,不准自作聪明,更不得更改祖宗之法,一个字都不许动。他在书中列出了一系列“不征之国”,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朝鲜国。

有人可能会疑惑:当时国名不是叫高丽吗?怎么这里写的是朝鲜?

原因在于,我们目前看到的版本是1395年的修订版。此时高丽已被朝鲜王朝取代,所以文本中改为了朝鲜。朝鲜开国君主李成桂非常渴望获得明朝在宗藩关系上的正式认可,但在朱元璋在世期间,他并不愿意授予朝鲜国王官职或进行册封。

这意味着,至少在洪武年间,明朝不仅无意将朝鲜变为行省,甚至对建立正式的宗藩关系也兴致缺缺。这种冷淡的局面,直到朝鲜第三代君主李芳远时期才得以扭转。

明朝与朝鲜的历史有个有趣的巧合:两国的第三代掌权者都是通过政变上台的。明朝是朱棣,朝鲜是李芳远。这两位统治者都为各自的国家奠定了不可磨灭的统治基础,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重启了宗藩关系。

与朱元璋不同,明成祖朱棣认为当时的大明面临着严峻的外交危机:北方有蒙古威胁,西方有帖木儿帝国及崛起的中亚诸国,而南宋时期建立的庞大海洋贸易网也已瓦解。

中国正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朱棣决定向四方扩张。在此背景下,明确明与朝的关系,消除其成为东北边防隐患的可能,成为了重中之重。如果新生的朝鲜与北元蒙古势力联手,对大明来说将是巨大的战略危机。

因此,重新确认与朝鲜的关系,成了明成祖朝廷的核心政策之一。1403年,朱棣下令册封朝鲜太宗李芳远为一等亲王,正式将朝鲜纳入明帝国的宗藩体系。

到了16世纪初的中宗大王在位期间,这种宗属关系进一步演变。朝鲜开始将自己塑造为中国的“内服”——即明帝国疆域内的属国,而不仅仅是疆域外的朝贡者。

这并非因为中宗大王有多热爱中国文化,而是因为当时朝鲜面临的倭寇侵扰和西北女真问题日益严重,他们急需明朝的支持。16世纪末,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准备出兵半岛,并向朝鲜派遣了招降使节。

面对日本使节,朝鲜宣祖大王明确表示:朝鲜作为诸侯,土地受之于中国天子,绝不可以私下割让;自箕子受封以来,历代朝鲜君主都视自己为中国内服。

汉代设立四郡,唐代增设役郡,到了如今的大明,八道郡县皆隶属辽东管辖,衣冠礼乐完全遵循中华制度;朝鲜国王使用中国赐予的宝物来治理国家;若救助了中国漂流百姓,中国天子会赏赐礼物给朝鲜地方官。在宣祖看来,朝鲜其实就是中国的领土,只是由中国授权朝鲜来治理罢了。

显然,宣祖大王可能是为了规避与日本政权的直接冲突,才策略性地搬出中国做挡箭牌。但无论如何,在整个16世纪长达百年的时间里,“朝鲜是中国内服、是中国疆域一部分”的说法,在朝鲜乃至整个东亚大陆上一直存在。

这种观念在经历16世纪末的壬辰倭乱(即万历朝鲜之役)后变得更加稳固。甚至明朝内部也开始讨论是否应将朝鲜行省化,以彻底掌控半岛。当时的兵部尚书建议万历皇帝派遣全权大臣赴朝,接管朝鲜的军事和后勤事务。

这并非一人之见,当时明朝其他高级官员也有类似想法。一份名为《经理朝鲜事宜》的奏疏,详细探讨了如何统治朝鲜的问题。

奏疏提出,最周全的计划是在平壤、开城两地设立军政机构:此处西接鸭绿江与旅顺,向东可增援王京乃至今日的首尔与乌岭;形势有利时,可从此处派遣轻装部队寻找战机;形势不利时,则以这两处为据点,压制日军的侵略行动。

该区域需实行练兵屯田,采用汉法治理,教导朝鲜人工商业技术,开采银矿以支撑战争开销;同时选贤任能,派遣信任的将领到朝鲜八道部署军政。

换句话说,这份奏疏认真考虑将朝鲜纳入中国统治,不仅是军事管制,还要在当地直接征税和管理,并派遣中国军官直接控制各地军政。对许多明朝高官而言,这是合理的扩张举措,因为中国支援朝鲜的最大痛点就是后勤补给线过长。

这也解释了为何战后明朝财政基本崩溃,长期的后勤压力拖垮了帝国。最终,万历皇帝并未采纳此议,朝鲜未受中国军队直接控制,导致明朝成本大幅攀升。

这并非明朝高官最后一次认真考虑吞并朝鲜。当日军撤退后,17世纪初的女真满洲威胁随之而来。

当时中国政治精英担心朝鲜会与女真勾结侵略帝国,因此著名明朝大臣、利玛窦的好友徐光启上书朝廷,要求派遣大臣直接监护朝鲜。但万历皇帝再次拒绝了这一请求。不过很快,大明便再无资本讨论是否吞并朝鲜了。

因为在1620年代末期,皇太极领导的大清国开始对半岛发动侵略战争。1637年,朝鲜称之为“丙子胡乱”的事件,彻底迫使朝鲜臣服于满清。

同年,皇太极向朝鲜仁祖大王发送敕告,称特遣使臣送去诰命,仍册封其为朝鲜国王;既然朝鲜表现恭顺,朝廷重新赐予金印宝册,使其成为大清藩属屏障,“替代三韩也不改变,立一时之名分,定万年之纲常,天地无法移动,帽子与衣服也不改变”。

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过去朝鲜与明帝国的宗藩关系要终结,转而确立大清为宗主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鲜从明帝国的内服领土,转变为大清疆土的一部分。

朝鲜是大清名义上领土一部分的意识,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传统中国会对各地天文现象做系统性记录,但朝鲜半岛过去很少出现在其中;而有清一代,朝鲜的天文记录持续出现在《实录》或《实录历》中。

这并非清朝单方面把朝鲜纳入记录——要知道,前几代的气象数据不像今天这样触手可及,无需打开手机上网查询全球数据;那时必须由各地派人到北京呈报数据。

换言之,清代每年都有朝鲜人员进京,向清廷汇报天文气象数据,这在明代是不存在的。翻阅明朝的《大统历》,根本找不到朝鲜的记录。

将朝鲜纳入《实录历》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直到1909年才终止。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清廷与朝鲜当局都承认朝鲜如同江苏、甘肃、台湾府一般,都是大清领土。

回望这段漫长而清晰的历史脉络,再回头看金珍镐教授那句“汉朝前中国归韩国统治”的惊人论断,其荒谬程度便一目了然。

据悉,这位金教授的依据是一本名为《三国遗事》的古籍——尽管书名听起来与《三国志》相似,但它并非正统史书,而是充斥着大量神话内容。将神话小说当作纪实资料使用,其学术价值可想而知。

事实上,这位金教授此前就抛出过不少奇葩言论,比如宣称端午节、中秋节起源于韩国。靠着这些论调,他俨然成了网红式学者,在网络上聚集了一批粉丝。

消息传出后,不仅中国网友哭笑不得,连日本网友都忍不住下场反驳——毕竟,如果神话小说都能当正史,日本自己的神话故事恐怕更是绝无仅有。

近些年,此类“世界起源于韩国”的言论层出不穷。背后其实是韩国在物质发展之后,急于挖掘历史认同感、加强国民凝聚力的现实焦虑。奈何弹丸之地可追溯的历史有限,真正深厚的脉络大多留在半岛的另一侧,于是便只能靠“碰瓷”来自我安慰。

相较之下,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连续而清晰的历史记录和兼容并蓄的多元文明。怪不得有学者认为:中国从来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这是本期《亚洲那些事儿》,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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