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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思维方式、面对世界的方式，才是一个文学批评者首先需要深思的命题。
记者：看到《成为批评家》这个书名，我不由得好奇，一个人要经历怎样的历程，才能成为批评家呢？我隐约觉得，你在这本书里可能会谈到成长经历。果然，你确实写了，但这部分所占篇幅并不多，反而花更多笔墨追溯治学经历。当然，即使篇幅不多，也足见你颇具传奇色彩的身世经历，在你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我赞同评论家霍俊明所言，一个人成为批评家，必然有其精神起点和内在驱动，对你而言，不可或缺的因素便是“流浪”“远方”和“动荡”“虚无”。因为我们通常不太强调批评家的经历如何影响了他们的批评实践，因此，我想问问你的看法。
周明全：如今的年轻一代批评家，大多接受了完整的学历教育和学术训练，甚至有很大一部分是出自名校名师门下。他们毕业后，几乎都进入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与文学、学术相关的工作。他们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既是当下教育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他们个人成长的必然选择。而我的起步则完全不同，作为出生在乡间的孩子，我早年求学路途坎坷，大学的专业是师范类的绘画。毕业后，一心想成为深度调查记者，然而却只能在高校、报社担任记者、编辑。直到三十岁成家立业后，才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安定下来。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虚无感始终如影随形。虚无的人，却又渴望紧紧抓住现实中的人或物，以此确保自己在现实中不至于彻底陷入虚无，找不到肉身存在的价值。我从散文等杂七杂八的写作，逐渐转向文学批评，这固然有很多外在的刺激因素，但骨子里，或许就是因为虚无。文学批评，能让原本纷乱的阅读串联成一个整体，也激发我在阅读中的思考。我的文学批评，一是与我的个人成长、阅读经历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比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多次批评那些歌颂农人在黄土地上以命相搏谋生存的无知。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追寻。若居高临下，以知识分子不着地、不着调的态度去无限颂扬乡土，令我这个从小在乡间长大的孩子觉得滑稽可笑。二是我的研究主要偏重批评史，尤其是对同时代批评家的研究。我常与这代批评家一起开会、交流，以在场的身份研究他们，不仅能掌握第一手鲜活的素材，也可能更完备地把握这代批评家的成长，乃至当代批评史的发展脉络。三是我在做批评工作延伸，组织出版批评家丛书、研究资料丛书等。批评不仅是我在书房里写文章，也包括组织出版、做访谈等，这也是我理解的一种批评方式。我的经历、我的成长，和我的批评是融为了一体的。
此前在会议上谈及，更年轻一代的批评家与当下文学现场存在隔阂，他们很少关注，也很少发声。我想，根本原因在于当下教育存在的问题。这些孩子长期待在高校，整个成长环境相对固化，与当下文学现场是隔绝的。这样的隔绝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只能跟随导师去做那些已经被经典化的研究，而对当下文学现场既陌生又显得无从入手。
记者：在书里，你谈到陈思和、於可训等名师，对你“成为批评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请你谈谈师承。从你策划主编的“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来看，也可见你对前辈学者的深厚渊源。
周明全：我算是年纪比较大，做了多年文学批评之后才开始读书的。只因为是在从事批评时，我发现了自己的短板，才带着问题去读书。无论是陈思和还是於可训等师长，他们对我的影响，主要在于精神气质方面。陈思和先生曾谈到前辈学者对他的影响时说：“当我研究现代文学的时候，现代文学就是一条河流，我就是这个河流里面的一块石头……文学史就是一个活的文学史，是有生命的文学史。我是在这个里面的一个人，就像河流里的一块石头一样，我感受到这个传统在我身上这样流过去。”我希望也能像他所言，在实际的交往和学习中，让传统的河流从我身上流淌而过，让我感受传统的力量，体验现当代文学的魅力。
策划主编“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一是我做批评史的前期资料准备工作，二是为当下和后来者研究这代学者提供必要的资料。当然，选编这些著名学者的研究资料，也是我个人学习、成长最为重要的一种方式。
在宏观上，从历史的发展脉络对作家作品进行研究，能训练我的整体把握能力。
记者：读你的批评文章，我比较强烈的感觉是，你很少就作品谈作品，就现象论现象，而是把作品、现象放到宽广悠长的文学脉络里谈。你关于中国小说的论述，尤其是强调继承中国小说传统，是否与这种思维训练有关？你确是深具历史意识的批评家，不仅关注文学史，同时还关注批评史。有意思的是，深厚的历史意识，并没有让你偏好高评历史写作，反倒是格外关注切近当下的现实主义写作，这也是你作为批评家特别有意思的方面。
周明全：近些年来，学术界、批评界关注个案研究较多，尤其是对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偏多，也有不少让人眼前一亮的研究成果。但从宏观层面对当下文化、文学进行纵深和有前瞻性的观察的并不多。我以为，文本细读，对作家的个案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做宏观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没有这样的细读，很难在宏观上有所建树。这些年，我的阅读很杂乱，但有一条线却始终没变，那就是对历史、对学术史、文学史和批评史的阅读和关注。这让我更喜欢在宏观上，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上对文学或作家作品进行研究，这样的好处是能训练自己的整体把握能力，弱点是对细部会有所忽视。单从中国古典小说来说，每个朝代的小说，都够写一部或几部专著，它们实在太丰富了，有足够丰富和优秀的文本值得研究，但我的专业不是古典小说研究，我是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角去看古典小说的，所以会在我熟悉的古典小说中，挖掘出能为今天的写作者所重视，甚至利用的资源。有历史感和对历史题材的作品感兴趣，是两码事。历史感指向的更多的是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而当下很多历史题材的作品其实是没有历史感和文化自觉的。
记者：要说你作为批评家有意思的方面，还在于你除了密集撰写评论文章、出版青年批评家文丛、组织或参与论坛之外，还做了不少同时代批评家的访谈。这是你文学批评志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什么给了你源源不断与批评家深度对话的动力？你觉得访谈这种文体在短视频盛行的当下有何重要性？
周明全：今天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似乎窄化了，五四时期，各个杂志开设通讯栏目的读者来信、编者按等等，都是极好的批评的文字。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作家之间、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信件交流，也是很好的批评，我看我导师陈思和著作里，就有很多和作家或批评家的通信，这些信件，是非常有意思且有深度的文学批评。访谈，肯定也是一种重要的批评方式，而且，访谈捕捉到的很多信息，在文章中是很难呈现的。我花这么多时间做访谈，就想在批评文本外，展现批评家更为鲜活的一面。在短视频和浅阅读流行的当下，那种纯学术的评论文章，更适合在圈内做交流，从传播的角度讲，访谈、对话，更适合今天的传播方式和阅读方式。我曾经说过，文学，应该向娱乐学习传播方式，没有交流的学术，它的价值和意义是受限的。
记者：你是深具创新意识的批评家，但读你的批评文章给我感觉，你关注常多于变。是不是对你来说，做批评不为潮流裹挟，而是有一个稳定的内核很重要？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是，在你看来，做批评应该怎样保持生动的在场感？
周明全：对批评界来说，或许有的批评家是有真本领，超能力的，能对各种新生事物发言，我觉得也是蛮好的。批评家要对新生事物有辨识能力，能把握文坛新变。但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只能坚守自己的研究领域，对自己相对熟悉的领域发言。真正的批评，一定是有选择的，选择即批评。批评是审美判断，一个人什么都爱，恰恰说明他的“不爱”，或者没有“爱”的能力。我的职业是做编辑，所以我一直在文学现场，却未像其他批评家那样将自己的观察写出来、讲出来。现场感，是做好一个批评家最基础的能力，唯有在场，才能发现文学的新变。
短期主义可能会享受到意外的世俗之利，长期主义却要有好的心态
记者：我们或许也可以把批评理解成一种状态，如果当它是状态，那么，一个批评家，只有在他做着批评的时候，才成为批评家。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是他已经有了批评家的论定以后，也依然得有“成为批评家”的内在要求。而这本书也指向一个批评家在“成为批评家”以后，能够做些什么。就你而言，你做的事情真不少，换句话说，如你这般既重理论且能践行的批评家并不多见，不夸张地说，多头并进建立起了打上个人深刻印记的批评疆域，这些都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做到的。在你看来，就批评而言，坚持长期主义意义何在？
周明全：若一个学者还不耻于谈论理想的话，那么我的理想就是做五四以来的批评史。我在很多文章或场合谈论过，相较于数量庞大的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现当代批评史的书写却少得可怜。我从2013年开始有计划地做各个代际的批评家的访谈、口述史，以及做著名学者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就是为批评史研究做准备。我不在高校，没有考核压力，做学术研究完全是个人兴趣，因为没有外在压力，所以我能长期专注地去做一件事。我曾经说过，即便我起点低，禀赋不足，但数十年坚持做一件事，总归是会有收获的。兴趣这玩意儿，就如垂钓爱好者，可能钓到与钓不到，都不影响自己享受过程，钓到鱼大快朵颐，钓不到就静享垂钓的过程。短期主义在可能会享受到意外的世俗之利，长期主义却要有好的心态，各有利弊吧，主要看个人。
记者：於可训先生对你曾有“一身而多任，一专而多能的读书人”的评价。你涉猎广泛，而且迄今为止只看纸质书，可谓饶有古风，也可见你进行的是颇具整全性的深阅读，这在碎片化阅读流行的时代难能可贵。你是怎么阅读的？在你看来，系统性、整全性的阅读，可有必要？
周明全：眼睛近视加之老花，所以不喜欢看电子书。另外，随着年岁的增加，记忆力越来越不好，看纸质书，可以随时拿出来温习，查阅时也方便。
我看书相对系统一点，做一个研究时，一般会把相关的书都找来。所以这些年，买了太多的书，家里、办公室，到处堆满了书，搞得家人总是抱怨。这些年我随身都会背一个书包，书包里放一本书，一个笔记本，一个笔袋，笔袋里装满了各种颜色的荧光笔。我看书，一般会花一两天的时间快速浏览一遍全书，这个过程，是筛选书的过程。确定值得看后，又从头认真逐字逐句阅读，并根据自己的理解，用各种颜色的荧光笔做标记——这样方便日后为加深记忆，打开书，就知道自己当时做的各种标记。普通阅读者，多看，也可以看得杂乱点。但专业读者，尤其是做研究的人，还是需要认真阅读。就自己的研究下苦功夫阅读，这是做好研究最基础的工作，若阅读完成度、阅读的深度、阅读的广度不够，是很难做好研究的。
记者：说到《大家》杂志，不少名家、大家都与之深有渊源，莫言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参观时还题词——“文学无边界，云南有大家”。这个题词让我想到，大家何以为大家？当一个人成为诗人、成为作家、成为批评家之后，自然向往“大家”。作为《大家》的主编，在你看来，成为文学大家、批评大家，需要怎样的条件？或者说，怎样才称其为“大家”？
周明全：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成为文学大家、批评大家，首先需要有天赋，但也需要时运。做生意的人有财运才能做大，做官的要有官运才能一路畅通，文学人也一样需要有文运。研究批评史和文学史会发现，其实有一些作家或批评家，他们很不错但最终也被埋没了，而有的作家或批评家被写入批评史或文学史，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文本有多好，而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有开创性，但有开创性并不代表就是好。怎样才能成为“大家”更是玄学。我想，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首先不要想着成为“大家”吧，认真地阅读，思考，写作，让历史、让时间给出答案，给出选择。
记者：张元珂在印象记里写道，“文学批评”之于你更多时候是一种活于此世的生命爱好、一种思考问题的介入手段或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我感觉大体是准确的。你以为如何？批评对于你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周明全：现实生活中我属于很单调的人，用云南话说是很不好玩的人。有人调侃说，不喜欢足球的男人，不是男人；又说不喜欢车子的男人，不是男人。每当听到这些话，我就下意识地怀疑自己的男人身份——我不看足球，也不喜欢豪车。前几天在厦门，和朋友小聚，朋友开玩笑说，在好多会议上看到我名字出现在会议手册上，但最后我都没去，听别人说，我要接娃，去不了。朋友就打趣地说，明全要么是在接娃的路上，要么是在校门口傻傻地等待着接娃。闺女上高一，我以为每天接送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哪知住校一个学期后，自己瞒着我退宿了。我又开始了每天接送娃的生活，而且还要持续两年多。中年男人，首先在时间上就被限定得死死的。所以，做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成了我不好玩的生活中重要的乐趣了。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我能享受到乐趣，这是我始终热爱它的主要原因。接下来，还是继续做批评史的研究，以及继续组织“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当然，作为云南人，我近几年也在持续地关注云南的边地书写，也许会就此写几篇文章吧。我属于胸无大志的人，在我的理解里，胸无大志并不是贬义词，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做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胸有大志，当然是好事，但胸有大志者，却往往不愿意做具体的事，容易流入空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