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今天,编辑这行当似乎正被贴上“怀旧”的标签。当AI能迅速给出详尽的修改建议,甚至有些作者从动笔之初就在与AI协作,编辑的角色该往何处去?
早些年,不少人把编辑想成一份闲适差事,仿佛上世纪九十年代那部《编辑部的故事》演的那样:清晨泡杯茶,翻几页稿子,聊几句闲话,扯点人情,到点就走。可如今的编辑早已不是这个模样。快节奏、高强度,像一场永不停歇的奔跑。新人编辑得自己去寻作者,知名作者的稿子或是领导转来的任务怎么处理,新书发布会怎么操办,经费紧张时去哪张嘴要钱,怎么报销作者的差旅费……一肩挑起策划、编辑、营销、文案诸多身份。一入此门,深似海。面对层层压下的KPI,或许只剩堆成山的样书,能略作安慰。
可这种繁杂,并非今日才始。翻开《作家们毫无进展》,麦克斯·珀金斯又回来了。就像译者彭伦在成都活动时提到的,他译过不少国外出版人传记,真正出圈的,只有《天才的编辑》。一新一旧,两本书都绕着同一个百年前的人与事打转,围绕传奇编辑、文学推手麦克斯·珀金斯展开。《天才的编辑》本身未必最厚重,但它的故事性、感染力几乎压过了文字本身。科林·费尔斯主演的《天才捕手》上映后,珀金斯的名号,几乎成了编辑的代名词。
他凭什么脱颖而出?怎么与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这些文学巨匠联手,重塑了美国文学的面貌?翻完这两厚册书,你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也明白一点:做编辑,从来不是轻松差事,而是一场漫长试炼。
珀金斯早年曾在广告公司写文案,在报社当记者,哈佛经济学出身,新英格兰人,始终没放弃文学梦。几经辗转,最终走进斯科里伯纳公司,当上文学编辑。彼时的斯科里伯纳名头响亮,书单却多是上个世纪的老经典。掌舵人老斯科里伯纳固守传统,信奉“文学经典”那一套。
尚未退役的菲茨杰拉德四处投稿,几番退稿后,《人间天堂》的初稿终于到了珀金斯手上。这位刚上任的编辑,被沃尔夫形容为“狐狸”,一眼就看出司各特的才华。尽管编辑部多数人认为此稿不可留,书更不能出,珀金斯依旧以个人名义回信,鼓励正被前途与情事困住的天才。几轮修改之后,他得亲自去说服老板,出版这本看似离经叛道的小说。
《了不起的盖茨比》 斯克里伯纳封面
“我的感觉是,斯克里伯纳先生,如果我们放过这样一本书,我们应该关门,退出出版业。”
会议上,珀金斯当面硬刚老老板。没人料到,这本被当成新人交的“学费”的书,日后竟成了斯科里伯纳、珀金斯与菲茨杰拉德三人的荣光起点。黄金时代,由此开启。而当时,他也没想到,认识菲茨杰拉德,就是拉开了与一众天才纠缠一生的序幕。此后,他成了作家们无处不在的:父亲、挚友、评论家、经纪人、借款人、心理咨询师、遗产管理者……
以菲茨杰拉德为例,他与珀金斯的信件往来中,“缺钱—写作—赚钱—挥霍”几乎是循环往复。认识珀金斯后,这循环里又多了一项——“借钱”。《人间天堂》《了不起的盖茨比》成功之后,司各特已是一流作家。他的写作收入从1919年的879美元跃升至1920年的18850美元,结果全花光了。在斯科里伯纳看来,他根本不懂节俭,也毫无未来规划。
菲茨杰拉德夫妇爱奢侈,住大宅,办派对,孩子送贵族学校,动辄旅行,结交名流,幻想人生。信里频繁要求预支稿酬,不停提醒:“我在写了。”以今天眼光看,这些要求根本不可能满足。翻看他们往来信件,倒像中世纪艺术家和赞助人之间的关系——珀金斯和斯科里伯纳,活脱脱成了作者的“供养人”,不断应和非分之求。这种纵容,全靠对才华的肯定,也因私人情谊支撑。
《天才的编辑》作者司各特·伯格说,珀金斯与菲茨杰拉德的关系,“就像一个颇为古板但纵容的叔叔与一个得宠、爱赶时髦又难以拒绝的侄子”。
海明威则完全不同。
当菲茨杰拉德被酒精和懒散困住,迟迟写不出新作时,他推荐了海明威。当时,海明威对另一家出版商退稿不满,对珀金斯抛出的橄榄枝提出条件:只要斯科里伯纳愿意“捆绑”出版他前作,他就把《太阳照常升起》签给珀金斯。
麦克斯·珀金斯明白对方的试探。但草览完《太阳照常升起》,他已被海明威的语言风格击中。这一次,他再次力排众议,顶着书中频繁出现的粗话、脏话、下三路笑话,说服老斯科里伯纳出版。唯一坚持的是,劝海明威删掉对在世人物的辛辣讽刺。“我们不想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它的内在品质转移到一些纯粹不相干的细节上。如果因为许多低级的、只关心下半身问题的弱智叫嚷,而使得这么一本有新意的书遭受冷落,那可真是划不来。”
一面护住作家敏感的神经,一面守住出版社的底线。全程拉满情绪价值。谁都能看出,当天才的队友,从来不是人人都能胜任。
那时的海明威向往冒险,审美简朴,生活粗犷,和菲茨杰拉德是两个世界的人。同属一个编辑,书信往来中,那点微妙的嫉妒、好胜,时常浮现。
“如果你给他写信,请转达我(海明威)对他的感情(我一直对司各特有一种愚蠢、不成熟的优越感,就像一个倔强、肯吃苦的小男孩讥笑另一个天才但柔弱的男孩)……”
面对朋友困境,珀金斯选择仁慈救济。出发点是惜才,也掺着商业盘算。海明威却不必这些“矫饰”,他能直言不讳地奚落司各特的堕落,却又暗中盼他振作,与自己并肩冲向文学顶峰。
珀金斯周旋其间,既要参加菲茨杰拉德的烂醉酒会,也得陪海明威去海钓,甚至得阻止作家在办公室大打出手。沃尔夫、菲茨杰拉德先后离世后,他们还都指定他做遗产执行人。管生,也管死。
“伟大的事业需要良好的机遇。若是在当今财务主导的出版集团化时代,麦克斯韦尔·珀金斯也无法成为麦克斯韦尔·珀金斯。”
时来天地皆同力。一战后,“垮掉的一代”崛起,这一文学史上的转折点,离不开历史的机缘。珀金斯一生与这场文学变革、时代精神纠缠不清。他始终冷静,坚信“作品属于作者”,坚信“图书编辑不该引人瞩目”,觉得“编辑的公众知名度可能会影响读者对作者的信任感,也会影响作者的自信心。”
这种自我隐身的操守,跨越时代,成为全球编辑者的标杆——定义了那些坐在第二排的人,如何承担使命与责任。
斜阳草树,英雄无觅。
文章配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