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念欣著《起初如何:香港文学十论》。
第36届香港书展的主题是“文创传承·旅悦人生”，来自香港、台湾和内地的文化学者与作家齐聚一堂，搭建起梳理本土文脉、对话华语文学的桥梁。最近，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教授黄念欣带着新作《起初如何︰香港文学十论》在书展现场办了场专题讲座，题目是“香港文学起初如何”，围绕香港文学的多重起源深入分享了自己的看法。讲座结束后，她接受了南都独家专访，拆解了这本书背后的治学思路与文学思考。
长久以来，大众对香港文学的印象往往卡在武侠、言情、都市叙事这些固化标签上，很少看到旧体诗、南来文人、女性书写、数位人文交织出的完整面貌。黄念欣用萨依德的“开端”理论当钥匙，重新叩问香港文学的源头。她提出，香港文学史其实就是一连串“开端”方法与“起源”建构相互交织的结果。
面对AI写作冲击文坛的当下，她直言：“只要不放弃，真人写作仍有价值。”谈到新书《起初如何︰香港文学十论》，她说这本书贯通了古典、现代、当代与数位四大阶段，兼顾侣伦、黄碧云、张爱玲等不同世代的创作者，通过起源研究来厘清香港文学在地探索与融入华语脉络这两重特性，希望加深大众对阅读文学的认知。
访谈
南都：请谈谈《起初如何︰香港文学十论》的写作初衷是什么？这本书对“香港多重文学起源”的研究，相比过往成果有哪些补充和延伸？
黄念欣：《起初如何︰香港文学十论》是香港中文大学学术文库系列（第二辑）里的一本，我想借这个机会把自己多年来写过的香港文学论文整理一下，再加进近几年的一些发展和思考。期间我在美国纽约研修假期时，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爱德华·萨依德档案室，读到他早年学术专著《开端：意图与方法》的手稿和书信，回头再看香港文学史的问题，其实也是一连串的“开端”方法与“起源”建构的意图。我一直关注的南来作家在港经历、香港文学正典的搜集、女性作家的创造力、通俗文学挑动的庶民生活向往，还有张爱玲与香港的起始关系，原来都带着开始诉说香港文学的意图。所以我顺着这条线，整理了十篇论文。
南都：这本书涵盖了旧体诗、南来作家、侣伦小说与电影、回归后数位人文、黄碧云与依达城市叙事、张爱玲香港系列这些多元议题，选题排布上有没有一条逻辑主线？怎么把古典、现代、当代、数位四个阶段的香港文学起点串起来？
黄念欣：开端不只是意图，背后还有一连串方法。这本书大体记录了我一直关注香港文学议题时用的方法，以及现在回头看时的一些修正和进展。第一章叫“关于‘最早’的香港文学”，里面那篇《香港文学时间零——〈香港的忧郁〉（1983）与〈近代诗人咏香港〉（1997）》记录了寻找文学发生“时间零”的方法。像宇宙起源的“大爆炸”一样，这个起源是靠现在的结果推演出来的，中间也有我们预测不到的轨迹和事件。鸦片战争、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与香港回归，如何成为香港进入文学视野的一个时间起点，这是本书方法上的起点之一。
第一章另一篇谈的是香港本土作家第一人侣伦，寻找“第一人”本身也是一种方法。后面四章分别是“香港故事正典化的多个‘开端’”“香港女性文学‘创世记’”“香港流行文学‘原型’论”和“张爱玲与香港文学的‘起初’”。涉及的方法包括香港小说选与图书馆书目统计分析、黄碧云（1961—）研究的作家论、依达《蒙妮坦日记》的消费符码，以及晚期张爱玲对香港女作家钟晓阳的影响论。
你说得对，提出香港文学贯通旧体文学与现代、当代问题与现代承传，以及数位演算与人文的张力，这些其实都是今后思考香港文学起源时可以延伸的方法。
南都：香港文学面貌很多元，可大众对它的认知却非常固化，老是困在少数顶流作家、都市风格、武侠言情这些标签里。你觉得起源研究和重构早期文学脉络，能不能打破这种标签化认知，帮读者更完整地读懂香港文学的真实面貌？
黄念欣：普通读者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就像伍尔夫说的，“普通读者”总能先把阅读的愉悦和好奇放在说教与判断之上；而刻板印象能流传下来，本身也值得探究原因。实际上，香港文学长期都面向香港的“普通读者”，进入学院研究视野不过是近三四十年的事。与其说打破大众认知，我更想深化大众认知，让大家看清楚阅读愉悦背后到底是什么。武侠背后可能藏着大众史观和理想身份认同；好的言情小说需要外来文化的消费符号支撑；都市密集的人流和拼贴式生活面貌，也承载着我们的疲累和安慰。所谓标签，一旦进入文本细读，就会生出文学淬炼和提升的效果，在小说、诗或散文里，认出某一刻的自己。至于“真实”和“面貌”，首先得有读者真实的参照和独特的面貌。我们写的这些论文，要是没能让读者跨到具体作品里去，那就毫无意义。也就是说，我会尽量挑一些稍异于常理认识的文本例子，吸引读者去看原著原文。比如，在一片愤慨于香港被割让的文人旧诗里，黄遵宪在《香港感怀》中怎么写出“火树银花耀”“欲界亦仙都”的虚幻描写；在表面上非常自我、内在的黄碧云身上，怎么同时具备非常尖锐、超越国族身份与历史时刻的史观。
南都：你怎么理解香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独特文学生态，以及香港文学的独特价值？
黄念欣：就拿西西《我城》（1975）来说吧，读过的人都会感染到其中青年人的乐观、开放和进取，那种在群体里保留自我的快乐，一个充满潜力的时代。有人管这叫“顽童体”，何福仁先生也认为其文字“充满风趣、俏皮的喜剧感”。但同时，读《我城》的“开端”，到底在说什么呢？那句有名的起首句“我对她们点我的头”，撇开欧化语法是否合乎规范的争论，其实传递了一种很广阔的情绪：“我”在接受命运，“她们”是父亲的姊妹，这些姑妈姑姐，把一间她们不屑一顾的粗笨大屋的上层让给“我们”一家住了。听从命运的“我”有点机械、有点异化地“点我的头”，但同时也展开了与这间有十七扇门的大屋的有趣生活。这种别人不要我捡来的落户经验，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
“丝丝缕缕的国族情感”也必然交织在一起。《织巢》《候鸟》《飞毡》和“肥土镇系列”一直在延续“我城”多元的情感，在各种有限和不可理喻的变化里，活出自己的一套好奇与进取，重新命名、定义，让各种标签无从下手。
南都：在你看来，今天的香港文学是更“在地向内探索”，还是更“融入华语整体脉络”？你怎么看香港文学在整个华语文学版图里的文化位置？
黄念欣：我觉得“在地”和“向内”是必须的，哪怕你心里想融入更大的整体。看看最近大家在谈的电影《奥德赛》，原著主人公不过是一个战后想回家的人，十年来在地中海上来来回回，不断跟内心和幻觉作战，故事非常在地也非常内向，可这不妨碍它融入整个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过去的香港，仍在定义今天的香港，而且在世界中也仍有它的气质和位置。就像前面说的，一种多元的“我城”气质，我相信这种气质在文学里还会继续有丰富的变体，这也是文学最可爱的地方。
南都：你长期深耕现代中国女性文学与香港女作家研究，《晚期风格︰香港女作家三论》聚焦香港女作家创作，这次新书也重点谈了张爱玲对香港女作家的深远影响。女作家研究和女性视角的介入，对香港文学的“源头”有什么补全意义？
黄念欣：我对女性生命源头式的创造力很着迷。《起初如何》里有一篇是〈泰初无道，女子有写——黄碧云的史述情怀与历史述作〉，这跟我之前在纽约读布鲁姆的《雅威底本》有关。他大胆假设《圣经》的《创世记》《出埃及记》等部分可能出自一位女性之手。这个假设经不经得起考古历史的考验不是重点，关键是布鲁姆读出了《圣经》的女性视角。小说之始《源氏物语》的紫式部是女性，她言说和铺衍的欲望在当时世界文坛独步一时。张爱玲或“张腔”的影响，也可以看成一种衍生创造的能力。我的书里〈考与老——钟晓阳读〈小团圆〉的抒情转注论〉一篇提出，香港作家钟晓阳如何用文字学、诗词典故和拆字法，“心心相印”地把《小团圆》解读为一本悼亡之书。其中的方法和心意，比结论重要得多。而香港女性作家的地位不言而喻，各有所长，很难用一句话概括，我只能说会持续关注下去。
南都：在图书市场低迷、AI写作横行的今天，你怎么看当下香港文坛的生存现状？
黄念欣：我觉得暂时大家买实体书、逛书店、逛书展的兴趣还是不可取代的。只要书种够多元，卖书的地方够充足，这个习惯不太容易消失。至于AI写作，我到现在还没对一部AI生成的作品感兴趣到能读完一整本。但渗入式的创作准备或微调，其实早就天天出现在我们的审美经验里了。阅读和写作上，我觉得得时刻问自己：我们愿意把多少思维和表达的机会“外判”给机器？只要不放弃，真人写作就还有价值。在书业营销上，我觉得不妨实体和电子并行，坦然接受纸本书终将成为浪漫的产物，把电子媒介进一步用到文学的推广和推进上。
本版撰文：南都记者 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