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久历史角度看，戏曲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
古时候，戏曲一直在社会底层活跃；而今，戏曲更是能进入国家级艺术殿堂的文艺形式。例如昆曲（2001年）、粤剧（2009年）、藏戏（2009年）、京剧（2010年）这些剧种，相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软实力的象征。从乡间舞台到人类非遗名录，戏曲经历了七八百年的漫长征途。
戏曲历久弥新，具备穿越历史的活力，依然是一股意义深远的文化力量。通过研究戏曲传承的延续性，能把握其文化功能，并探索其魅力长存的秘密。
戏台：
民众共享的艺术空间
宋元时期戏曲成熟之后，其传承的连续性就成为一种客观事实，同时也算是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戏曲传承的连续性与中华文化的连续性有着紧密联系。文化连续性，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命题，世界上部分古老文明在历史进程中出现了明显断裂或转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既辉煌灿烂，又焕发着蓬勃生机，这在世界史上是个特殊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戏曲文化在全社会基层领域发挥了关键的文化传播作用。
如今，人们还在讨论教育资源分配的问题，实际上是古代比今天更严重。但戏台出现后，面向大众的演剧空间形成，戏台上的历史演绎，不同时代的社会面貌和人情世故，故事和唱词中透露的世道变迁、天地良心、是非观念、情感寄托，这些都能让观众得到多维度教育。关键在于，戏台上呈现的内容非常浅显易懂，深入人心，无论识字与否都能理解。
沈从文先生的长篇小说《长河》，末章为《社戏》。在中国乡村，即使是沈先生笔下偏远闭塞的湘西，每年都会有社戏，“酬神戏还是在伏波宫前空坪中举行”，“发起演戏的本村首事人，推出了几个负责人来分头办事，或指挥搭台，或采办杂项物事”，“凡事依照往年成例，出公份子演戏六天”，“（村民）在戏台前选定地方，另外摆上几张高台凳，一家大小每天都轮流去看戏”，“第一出戏象征吉祥性质，对神示敬，对人颂祷；第二出戏与劝忠敬孝有关”。这可算一份真实的乡村演剧“田野调查”，戏曲艺人借助“一口平易白话”向男男女女、识字的与不识字的民众传播传统文化。相同地，鲁迅先生《呐喊》里的《社戏》一篇也做了类似描述。
古时候确实有几部“蒙学读物”，比如唐代李瀚的《蒙求》、宋代王日休的《训蒙法》、明代程登吉的《幼学琼林》、清代石天基等的《训蒙辑要》等，里面有故事，有格言，有礼仪，它们在传播文化上做过一定贡献，不能否定，但这些读物的前提是要“识字”。相比之下，它们的影响力远不如戏曲这般广泛，生动性也不如戏曲表演，感人程度更逊于戏曲的震撼效果。由此可见，戏台是基层民众的“文化课堂”，是古代社会无形中“调配文化资源”的精妙手法；再者，我们还应认识到，戏曲衍生出许多“文创产品”，如民间剪纸、年画、瓷器、织染上都描绘着剧情场景或戏曲人物的图案，融入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以文化人”效果。戏曲作为活态文化，对增强中华文化的连续性贡献巨大。
剧情：
剧作家对历史兴衰的思考
又可以从剧情角度体会戏曲作家对历史兴衰的思索。
治乱兴衰，是历代人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戏曲作家常选历史题材的出发点。为了这样的思索，剧作家往往选取历史重要节点发生的故事，以明代历史为例，相关的剧目不少，其中，像写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争夺帝位的《千忠戮》（清李玉撰），写嘉靖年间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倒行逆施、祸害社会、恶贯满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