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滑进金斯福德·史密斯机场的停机坪时，悉尼正飘着雨丝。
我拖着那只磨得发亮的银色行李箱，穿过长长的廊桥通道。手指下意识地与那张登机牌的粗糙触感对抗。海关大厅的灯光过于明亮，穿过人群时显得有些晃眼。队伍像缓慢的河流一样向前移动，空气中飘荡着漫长旅途特有的疲乏气息，还夹杂着消毒水的味道。轮到我时，我把护照递给那位金发女士。
“来做什么？”她的声音很平静。
“探亲。”我回答。
她翻动着护照，签证页上“上海”的印章十分新鲜。她的视线在我脸上停顿了一下，随后低下头查看了屏幕。“去了中国？”
“是的。”
“待了几天？”
“七天。”
她在护照上盖下入境章，清脆的声响之后，把证件递还给我。“欢迎回来，沈安先生。”
家。我紧握着那本深蓝色的证件，心中掠过一丝茫然。走向行李提取处时，手机恢复了信号，开始轻微震动。是母亲发来的消息。我迟疑了片刻，最终没有回复。手机迅速安静下来，没过多久再次震动，这次来自妹妹沈宁。我调成了静音模式，把手机放回口袋。
传送带发出细微的声响，缓缓转动。我盯着那个银色的箱子，脑海里却浮现出浦东机场那个异常开阔的出发大厅，以及更早以前，虹桥火车站里人群安静快速流动的画面，仿佛某种无声的潮汐。这些景象不断在眼前重叠，又叠加上父亲书桌上那张始终定格在九十年代初的外滩老照片——照片有些泛黄，图像模糊，寄托着他难以言说的怀旧情怀。
我的行李箱终于出现了。提起时，手腕感到一阵重量。箱子里面除了几件替换的衣物，还装满了其他物品：父亲指定要买的旧式奶油话梅，我觉得甜得有些过头；一盒用简朴包装包裹的茶叶，茶香清新；几本崭新的建筑设计杂志，内容前卫得让我感到惊讶；还有一叠叠票据，出租车票、小餐馆的账单，甚至菜市场的收据，它们被我下意识地保留下来，仿佛需要用它们来证明什么。
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健谈的东欧裔中年人，收音机里正放着喧嚣的摇滚乐。他问我从哪里回来，我告诉他上海。他发出一声惊叹：“上海！大城市！听说楼高得能戳破天。”
“确实很高。”我望着窗外掠过的、熟悉的悉尼街景，那些低矮的住宅和平疏朗的树木，雨刷有节奏地摆动。“但……不只是高楼。”
“哦？那还有什么呢？”他随意地问。
我张了张嘴，一时却说不出话来。那些繁杂、零碎的感受在喉咙处翻涌。最后只是轻轻摇头：“很多。和想象中……大不相同。”
司机从后视镜里瞥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有些无趣，便将收音机的音量调得更大些。
不一样。这个词语显得太过轻飘。此刻，我找不到更贴切的描述。车辆驶上高速公路，城市的灯火在湿漉漉的夜色中逐渐散开。我靠着椅背，闭上了眼睛。七天，仅仅七天。出发前，我为自己精心构建的心理预期，像一栋用旧报纸搭成的脆弱建筑，在第一缕真实的微风中，就脆弱地坍塌了。
（二）
回去的决定，出人意料。
父亲沈国华在电话那头，语气带着不容商量的意味：“下个月你堂姐的女儿满月，你代表我们去一趟。”
“我的项目正进入关键阶段……”我试图推辞。在悉尼的建筑事务所工作了五年，刚刚开始独立负责小型项目，不敢轻易懈怠。
“项目重要，还是家人重要？”父亲打断我的话，语气变得低沉，“你必须去。探探你大伯，也看看……如今的上海。”
最后一句话，他说的很慢，充满了复杂的意味。我忽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探亲。我是父亲派出的探子，去验证他基于遥远记忆形成的那种混杂着乡愁又带着疏离感的判断。父亲1992年来到澳洲，辛苦打拼，在此扎根，将我培养成他眼中成功的模样：理性，实际，西化。他为我感到无比骄傲，却又在我几乎不说中文，对中国的任何事情都缺乏兴趣时，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失落。我们之间存着一种微妙的对峙，关于认同，关于“根”。这次行程，成了他最新的尝试。
母亲在一旁轻声说：“安安，就去几天，算是一次放松。你也好久没有回去了。”
上一次回到上海，我才十岁。记忆是些褪色的片段：弄堂里挂着的、像万国旗一样的衣裳，呛人的煤球炉烟气，夏日午时人行道梧桐树上蝉鸣的嘶哑。还有那些巨大、尘土飞扬的工地，父亲指着告诉我，那里将来会矗立起全国最高的建筑。后来，是学业，是工作，是恋爱，是分手，生活被更切近的事情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