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品经济日渐活跃，科举取士规模随之扩大，官私学校兴起，加上重文抑武政策的实施，官刻书籍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些官刻机构分为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所刻书籍不仅用于颁赐，也面向市场销售。书籍的定价则根据发行性质、内容以及目标读者群体而有所不同。官刻书籍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不仅反映出了宋代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促进了官方主流文化的有效传播。
赵宋王朝以文治国，对文化的推崇在史书中屡见不鲜。崇文的理念通过推行教化、宣扬官方思想等手段自上而下地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图书作为当时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其编校、刻印和发行，对于文化的保存与弘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代刻书的繁荣可谓承前启后，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书籍发行及市场化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宋代科举制度相比前代更加规范和普及，中下阶层的士人获得了更多的上升渠道，再加上官私学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书籍市场需求量显著上升；此外，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直接降低了书籍发行成本，推动了图书市场的繁荣。官府刻印对于朝廷政策的推行、官方意识形态的贯彻、主流文化的传播以及科举制度的规范和推行等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备受政府的重视和扶持，从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官刻在选书、校雠、刻板印刷、发行等环节上都有严格的规范制度。质量较高的官刻书籍因其内容较为针对实用，加之部分书籍的刊印发行带有垄断性质，市场占有率较高。
宋代从事官刻书籍的部门
宋代刻书部门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构成。元丰改制之前，中央政府的官刻部门以国子监和三馆为主导，其他相关部门也参与其中，所谓“三馆国子监之印摹书，虽汉唐之盛无以加此”。改制之后，崇文院等馆阁部门并入秘书省，其勘校出版职能也就由秘书省接替。
国子监除了承担教育职能外，还负责刻书、印刷等工作。其设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负责管理，“国子监旧有印书钱物所”，后改为“国子监书库官”，并且“置书库监官，以京朝官充”，专门“掌印经史群书”。国子监下设专职机构管理刻印书籍，这既体现了宋廷对刻印的重视，也对政府刻书业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宋初国子监所存书板并不多，而随着政权稳定，政府开始组织大规模编校刻书，发展到真宗时，刻印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集教育与刻印职能于一体的国子监既能根据学校和科考需要刻书，又通过发售书籍促进教育和科举发展，使得刻书和教育得到了良好的互动，进而在更好地传播官方思想。
负责官方雕版印刷的另一个重要机构是崇文院，其职能除了藏书、编修外，还负责校勘、抄写书籍、雕造印版。元丰改制后，崇文院及三馆归入秘书省，其校雠出版职能也由秘书省行使。与前朝相比，宋代馆阁出现了专门以雕版印刷为目的的校勘活动，大中祥符七年（1014）九月，“又并《易》、《诗》重刻板本，仍命陈彭年、冯元校定。自后《九经》及《释文》有讹缺者，皆重校刻板”。这一系列校勘活动减少了典籍的错误，保证了官刻印本的质量和权威性，也塑造了传世的范本。
此外，各职能部门也参与刊行与本部门相关的书籍，由专业知识人员刊修书籍，提升了书籍的出版质量。如太史局所属的印历所专门掌管雕印历书；译经院刊印的《景祐天竺字源》“华梵对翻”，并由宋仁宗亲笔题写序言，镂板颁行；仁宗时期御府所刻《三朝训鉴图》十卷；太医局出版《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修内司刊印的《混成集》等。
地方政府机构及官学则是地方刻书的主导力量。地方政府机构除了自行刊刻外，有时还承担着中央政府的出版任务。不少国子监本书籍都是由杭州负责雕版印刷。
地方官刻发展到南宋时达到了顶峰。南迁之后，国子监等中央书库由于战乱损失严重，版本缺失严重，“艰难以来，兵火百变，文书之厄莫甚今日，虽三馆之制具在，而向来之书尽亡”。而南方几大印刷中心书籍、印板等保存相对完整，且印刷技艺成熟，直接从地方收录书籍或是交由地方政府刻印不失为省时省力的方法，故绍兴九年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