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的时代起，我国墓葬中就流行题榜刻记的风尚。早至少到东汉年间，地上立碑刻志，地底埋藏买地券、铭文砖等就已成为一种习俗。东汉末年，曹操颁布命令禁止厚葬立碑，魏晋的统治者大多依照先例，推动了以“禁碑令”为标志的自上而下的丧葬制度改革，因此墓中埋葬铭文砖的习俗在薄葬制度下愈发流行起来。这些铭文砖的内容不尽相同，大致能够分为记录制砖或埋葬时间的纪年类、以工匠刻写为主的纪事类、以丧葬吉语为主的吉语类以及记录墓主信息的墓志类四种。在四类铭文砖中，墓志类因内容与墓葬本身及墓主人紧密相关而显得格外特别，因而备受关注。运用跨类型、跨时空的特征分析手段，能够进一步阐释其反映的社会状况与丧葬文化意涵。
两晋墓志类铭文砖的形制与内容
我国古代墓葬中出土的铭文砖大多已经编入各种集子，比如《中国砖铭全集》《中国古代砖刻铭文集》《河洛墓刻拾零》《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汉魏六朝墓砖铭文辑录校释》《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等，再加上近些年来考古简报和报告披露的新出铭文砖，两晋时期的铭文砖数量已经超过两千块，其中墓志类铭文砖占有不小的比例。这些铭文砖按照形制的不同，大致能够分为阴刻和模印两种类型。
阴刻型铭文砖，主要取材于普通的墓砖，有长方形、扇形、楔形等，通常是在砖坯未干之时或者已成砖体时直接刻写文字。字体涵盖隶书、楷书以及草书等。例如洛阳孟津发现的“张胜砖”，长方形，正面阴刻着“元康二年正月十六日汝南张胜年四十五下地”，反面阴刻“关部曲将燕国孙龙妻”，详细记录了墓主的籍贯、姓名、年龄、埋葬时间、身份以及配偶的姓名和官职等信息（图一，1）。又如洛阳地区出土的西晋“李钱妻砖”，扇形，根据刻痕推测应当是先刻在砖坯上然后进行烧制，铭文只在的一面，刻着“大安三年四月四日军司马李钱妻侯年廿居左鼓吹署中南头第二巷姓李”，楷书，记录着与墓主相关的一系列信息（图一，2）。
模印型铭文砖，多以模印阳文的方式印在砖的两侧或两端，有的砖上还会饰有各种纹饰图案。字体以隶书和楷书为主，里面也包含一定数量的反书。这一类型墓志类砖例如湖北黄梅县松林咀西晋纪年墓中出土的多方铭文砖，均为长方形，侧面模印阳文，内容是“元康四年九月大岁甲寅晋故中郎汝南冯氏造”（图二，1）。从铭文内容分析，墓主“冯氏”是汝南人士，曾经担任西晋中郎一职。“汝南”在西晋时属于今河南东南部，所以墓主应该是迁到湖北的。此铭文砖一墓多块且内容一致，显然是主家在造墓过程中要求制砖窑厂模印制作的。“又”如浙江杭州萧山老虎洞遗址南朝墓出土有数方铭文砖，均为长方形，侧面模印“宋景平元年太岁癸亥七月许作”“会稽永兴西乡相藏里许督自书之”等，记录了墓主的籍贯、姓名等信息（图二，2）。从内容分析，该墓出土的“许督”铭文砖由墓主自书，应当是生前预制的随葬物。
还有的墓志类铭文砖会同时记录其他信息。譬如浙江余姚太康八年西晋墓出土的铭文砖，长方形。正面横向模印“会稽孝廉晋故郎中周君都船君子也”，记录有墓主周君的籍贯、官职、姓氏、身份。侧面竖写“太康八年八月已亥朔工张士所作”，记录有制砖的时间与工匠的姓名（图二，3）。该铭文砖兼具墓志与纪事双重性质。
图二 模印墓志类铭文砖标本
1.湖北黄梅县松林咀西晋纪年墓M1出土 2.杭州萧山老虎洞遗址南朝墓M1出土 3.浙江余姚西晋太康八年墓出土
两型墓志类铭文砖的特征差异
根据考古资料，两晋时期的墓志类铭文砖主要分为阴刻和模印两种形制，而且同一墓葬中基本上只见到单一形制的铭文砖，两型铭文砖在诸多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制作法不同。两型铭文砖均以陶制小砖为基材，阴刻型铭文砖通常是在砖的正反面进行阴刻文字，较为方便，在形制、字体方面有一定的灵活性。而模印型铭文砖则多在陶砖的侧面进行模印铭文，因此需要制作专门的模具，成本较高。
时空分布不同。初步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