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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以爱（蒋立冬 绘）
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尚未完全退去，一群在运动中风头正劲的北京大学教授，却蓦地转向故纸堆，开始整理起“国故”。由一句口号蜕变为席卷大江南北的文化活动，“整理国故”逐渐演变为一场“复兴国学”的热潮。那是一个众说纷纭、矛盾交织的1920年代，社会风气转换得飞快，让人难以适应，而中国学术也在这期间悄然发生剧变：“考据”成为学界公认的准则，不同阵营的学者在辩论中形成评判学术的共识，共同促成新典范的形成。许多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学术观念与文化实践，都能从这场百年前的风潮中寻得根源。只是学术日渐成熟之际，时局却愈发严峻，学者们在书斋与时代之间，陷入两难。
陈以爱教授是率先关注“整理国故运动”并加以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1990年代初，胡适研究方兴未艾，导师逯耀东先生却引导她“去看看北大在胡适以外还有谁”，将她从个体研究引向群体探索，从聚光灯引向档案深处。她在北大旧档案室和期刊室中，发现了研究所国学门的章程与期刊，那些会议记录与文章展现了“整理国故”运动蓬勃的景象，是学界此前未曾充分审视的领域。她的硕士论文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核心，题目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先后出版繁体、简体及韩文版本，在学界获得广泛认可；博士论文则将研究范围扩大至全国，描绘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全貌与演变。原题名为“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的博士论文，今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改名为《整理国故：文化运动与考证学风》。全书“总论”指出，北大学人“整理国故”的核心意图，是要推动一场“思想革命”；未曾料到考据成为主流风气后，热烈的学术交锋促成了现代学术的建立与成熟。该书最令人感触至深之处，在于勾勒出学人群体在世变中既渴望参与又不得不抽离的矛盾心态，即便在半个多世纪后，这种选择仍能引发后人的共鸣。
陈以爱教授1987年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学习，1994年考入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2003年毕业后在“中研院”近史所进行博士后研究，同年秋季进入台湾地区东海大学任教至今，专攻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史、大学史、五四运动史，著有《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行动的策略：上海三罢始末（前篇）》等。在《上海书评》的访谈中，她带领读者走进1920年代充满活力的学术天地，追问一种学术传统的百年追寻。
《整理国故：文化运动与考证学风》，陈以爱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3月出版，456页，108.00元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繁体（台北：政大出版社，1999年）、简体（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韩文（首尔：Ghil Publisher，2013年）。
您曾提到，当年以“整理国故”为题申报博士时，被一位口试委员质疑，称如果此事果真重要，为何此前无人专门研究？这说明整理国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被当作一个整体现象来看待。您注意到这是一个被忽视的集体浪潮，并写道：“此后谈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整理国故肯定是不能略过的一章。”二十多年过去了，整理国故运动的面貌清晰了些吗？
陈以爱：北大学人推动的“整理国故”，是新文化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续。它倡导科学化、条理化，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对中国过去进行重新研究，最终目的是将国故纳入欧美近代学科体系。这一历史进程，无疑是中国学术的一大转变。我们熟悉的“古史辨”，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其他诸如标点古籍、导读古籍等工作，至今仍在进行。对于这项学术运动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尚未有足够的认识，实在是一个缺憾。
对我而言，一个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研究“古史辨”或个别学者的著作如此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