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有部分钻研中医中药的学者，其中既有外籍人士，也有华裔。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其价值所在，是研究视角和关注点常与国内学者有着显著差异，例如他们会着眼于国内长期被忽视的议题，或将研究重点放在国内学者鲜少关注的事物上。在此当中，刘焱的《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一书，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刘焱所著、朱慧颖翻译的《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24年出版
书中所指的“毒”，并非现代语境下之“毒品”，而是传统意义上的“毒药”。从药品中的毒药开始探讨，先解析毒与药的关系，再进一步阐述相关的文化及政治背景。这样的选题颇为独特，特别是书中以中立立场剖析了两个先前颇具“定论”的议题，尤为具有学术价值且富有启发意义。在此之前，涉及中医中药领域的国内书籍中，难得见到此类作品。
“毒”与“药”的界线
至今人们偶尔引用的古语“良药苦口利于病”，其原始出处实为“毒药苦口利于病”（《史记·留侯世家》）。在此处，“毒”意指“猛烈”，类似表述在现代汉语中仍有所保留，比如“毒打”。又比如，当晋文公得知被他击败的楚国令尹子玉自尽时，曾留下著名感叹“莫予毒也已”（再无人能害到我了！），其用法与现代汉语的“毒害”“荼毒”等词意大致相仿。
中国民谚有云“是药三分毒”，当下的医学界对此观点也不否认。在中国古代医典里，众多药材都被明确标注具有毒性。因中国传统医家认为，世间万物皆可入药，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即提到“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在这种观念下，“毒”与“药”的界限便会显得较为模糊。
本书作者提出，中国古代不存在“绝对毒物”的概念。他以附子为例，这种植物在一些西方药物学中被视为“绝对”的烈性毒药，仅能用于伤害人而不具备任何益处。附子类药物的主要有毒成分是乌头碱，“口服0.2毫克就足以使人中毒……3-5毫克会使人因心血管或神经系统衰竭而死亡”。然而在中国，尽管知道其毒性，却依然将其用于医疗，甚至推崇为“百药长”。小剂量使用时，具有止痛、消炎、强心等疗效，甚至还能“提高性能力，延年益寿”。
在中国古代，药物常被分为上、中、下三品，有毒的药物一般列于下品或中品，不会出现在上品清单里。早期中医文献里，“毒”指的是药性猛烈的药物，而“药”则指药性平和的药物，因此“毒药”也可视为“药物”的总称。“毒”性猛烈，用于治疗剧烈症状（即“以毒攻毒”）；而“药”性缓和，用于滋补调养，帮助患者增进健康。
中国国土辽阔，民俗千姿百态，对于何种为毒、能否食用等议题，各地往往持有迥异的观念与风俗。譬如云南等地的民众，常会食用某些被认为有毒的植物或菌类——这些东西在大城市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市场上，但当地民众确信，通过恰当方式加工后食用，有助于强身健体，事实上中毒案例也相对少见。
五石散的疑云
本书第六章题为“诱人的刺激物”，专论历史上著名的药物“五石散”，不过作者未直接以“五石散”为名，而是采用较为隐晦的表述，或许其中蕴含深意。这样的叙述手法，至少与作者的中立立场颇为契合。
五石散是中国六朝时期一种极为特殊的药物，当时及稍后的史籍中关于五石散的记载，涉及服用的风尚、服用后的反应、症状的应对方法，以及相关的社会材料，其详尽程度远超其他药物。
而在当下，关于五石散的探讨大多笼罩在鲁迅1927年7月23、26日在广州进行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演讲之下。鲁迅指出，五石散是魏晋时期一种极为流行的药物，帝王与贵族竞相服用，几乎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但五石散毒性极大，服用后需借助种种奇异行为来化解毒性。至于为何贵族明知有害却争相服用，鲁迅将其归因于贵族的愚昧与虚荣，并对他们做了辛辣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