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夜晚的景象至今仍清晰如昨，迪拜的风裹挟着沙粒，狠狠打在脸上，感觉像刀片在割舍不得。
我叫陆景川，三十二岁那年，在一家做外贸的公司担任项目经理。
那是我第一次来迪拜出差，转眼已是第七天，合作条款的谈判却跌入谷底。对方代表怒气冲冲地拍着桌子，要以重新评估条款为由，搁置合作。
我暂时离开酒店，想透透气。沿着谢赫扎耶德路漫无目的地走着。夜已深，城市却灯火辉煌，那些摩天大楼如同水晶簇般矗立，刺眼又带着几分冷峻。
拐进一条幽暗的小巷时，我瞧见了她。
她蜷缩在一家已经打烊的香水店门口，身上穿着条洗得发白的碎花布裙，头发随意地搭在肩头。
她的脸埋在膝盖之间，整个人蜷成一团，像极了被无情抛弃的小猫。
起初，我想着绕开她。
但当她抬起头时，我却怔在了原地。
那是一张非常干净的脸庞，五官清秀，肌肤胜雪，眼睛很大，瞳孔呈现出浅褐的色泽。
她看起来并不像落魄的流浪者，倒像是哪个富贵人家走失的千金小姐。
她目光警惕地打量着我，眼底藏着深深的疲倦。
我停下脚步，用英语问她是否需要帮助。
她没有回应，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我又尝试用中文询问，这一次，她的眼睛骤然亮了起来。她嘴唇微动，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问道：“你是中国人？”
我点头承认。
她再次低下头，沉默片刻，才低声说出：“我饿了。”
我带她去了一家随时可以光顾的餐厅。
她吃饭的样子文雅有礼，但速度飞快，分明是饿了好久。
我给她倒了一杯水，询问她的姓名。
她说叫顾清瑶，二十三岁，半年前抵达迪拜。
我问她来迪拜的缘由。
她坦言是被欺骗来的。
她说有个中介向她承诺，迪拜这边能找到高薪工作，月薪三万，且有吃住待遇。
她信以为真，支付了五千元中介费，办理了旅游签证乘飞机而至。
抵达后才发现，所谓的高薪工作实为夜总会的陪酒工作。
她不干，中介便将她独自抛在街头。
护照被扣押，钱财也被卷走，她无法回国。
这半年来，她就靠着打零工和偶尔得到的好心人接济度日。
听完她的讲述，我心里百感交集。
我想帮她，可又担心她会是个骗子。
迪拜这个地方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在此出现。
我问她打算如何是好。
她说她想回国，却无护照可凭，身无分文。
她去过领事馆，领事馆表示补办证件需要时日，且她必须先证明自身身份。
她的身份证早已遗失，就连手机也被中介没收。
她此刻一无所有。
我凝视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眸里没有谎言时的闪烁，只有深深的无助。
我叹了口气，道明让她今晚先找个地方安顿，明天再帮她设法。
她轻轻点头，眼眶微微泛红。
我帮她预订了酒店房间，就住在我酒店隔壁。
前台小伙子投来意味深长的目光，我也不想去多解释。
次日清晨，我去敲她的房门。
她已经洗漱完毕，头发也束成了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
换了一身衣服，虽然依旧是旧衣物，但整个人利落了不少。
她确实生得漂亮，是那种让人过目难忘的容貌。
我带她吃了早餐，随后前往领事馆。
工作人员告知，补办旅行证需要十个工作日，且必须提供国内的身份证明材料。
她说家里只有一个奶奶，奶奶年纪大了，不会使用智能手机，难以联系。
事情比我想象的更为棘手。
我在迪拜的行程仅剩五天，合同仍无眉目，无法在此久留。
我提议让她随我一同回国。
她神色一怔，询问回国之法。
我坦言有门路。
其实我并无特别厉害的法子，只是觉得把她孤身留在此地，于心不忍。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让她以我随行人员身份与我一同回国。
公司这边有合作的旅行社，我托人迅速办妥手续，多支付了一些费用，总算让事情得以落实。
离开迪拜的前夜，她来找我，说要跟我说些话。
我们在酒店露台之上，眺望着远处哈利法塔璀璨的灯火。
她说：“陆哥，谢谢你帮了我。但我得坦诚相告，我并非被骗而来。”
我手中的咖啡杯险些失手掉落。
她说她其实是主动跑出来的。
她在国内有个未婚夫，是奶奶包办下的娃娃亲。
那男人比她年长十五岁。